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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chel, Hanna, 2023, After Method: Queer Grace, Conceptual Desig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ology, Louisville and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Ch. 1.2.
本书讨论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语境下,系统神学和建构神学对神学方法的反思与争论,真的能够带来一种“好神学”吗?下面的选段生动地刻画了系统神学在面对酷儿神学时的可能反应。我们只需要粗暴地把“神学”换成“哲学”,读起来就颇有代入感了。尽管因为涉及教义,这些指责在神学上要严厉得多。(尤其当作者是研究卡尔·巴特的系统神学家,我们熟悉的也是号称最重视System和Method的那些哲学方案时)
正如我们在 Althaus-Reid 对建构神学之类型的展示中看到的,三种交织在一起的批评——不良后果、系统性共谋、以及未被承认的语境性承诺——最终导致了对系统神学方法日益增长的怀疑:它并非中立地描述世界;它的概念秩序有着语境前提与物质后果,这些前提和后果反过来又会产生认识论上的限制。往好了说,认知的系统化似乎缺乏足够的能力以预防不良后果、识别系统性共谋,以及理解其自身与那些语境性承诺的纠缠关系;往坏了说,神学所声称的虔敬方法不过是遮蔽新殖民主义、父权主义与顺性别异性恋规范权力运作的工具。
对于建构神学家对系统神学所提出的此类典型批评,系统神学的回应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反应模式,大致可沿着以下几条路径进行归类:
不予回应。 首先,系统神学的绝大部分领域从未认真回应如上所述的建构神学批评。一部像Indecent Theology这样的著作,恰恰因为未遵循系统神学的方法论范式,也就不被系统神学家所注意,从而持续处于学科的“局外人”地位。自由的代价是难以辨识。
而在那些建构神学的批评获得系统神学回应的地方,激起的往往也是恼羞成怒的否定、家长式的说教、或者高高在上的驯化企图。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什么守住神学的大门,而在于系统神学之戒律与认信的标准——这些正是其方法的核心——使该学科以一种自我物化(self-refying)的方式对批评产生免疫,同时将建构神学视为“坏神学”而予以排斥。
打为异端。 甚至在考虑建构神学的方法论潜质之前,系统神学家可能就已经拒绝了它的批评,并断言其在神学上就是错误的,即“异端”: Althaus-Reid 笔下的玛利亚并非福音书中的那位,耶稣的双性恋不符迦克墩信经,她关于群交的虚己神学(kenotic theology)也无法映射到传统三位一体的互渗互存(perichoresis)模式上。她自由地取用基督教传统中的观念,将其酷儿化、不雅化(indecenting),往好了说,她对其是否与“正统”基督教信仰一致毫不关心,往坏了说则是明确地进行一种“颠/覆”(per/verting)行动。系统神学家进一步指责建构神学家用“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伦理的”标准替代了“神学的”标准。讽刺的是,这种指控一方面印证了建构神学家的主张,“正统教义”与“神学方法”通过划定“正当”神学的标准,沦为了控制知识体系内在逻辑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使系统神学家没法真的听见这些批评。
拒绝批评。 其次,系统神学家或许听说了建构神学家的观点,但仍然拒绝接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神学内容之外的其他事物有关。他们坚称他们的神学确实仅仅关乎神学,而与性和权力无关,并且会因为后者感到冒犯,仿佛对其“主题”的此种描述必然暗藏着精心策划的阴谋(strategic scheming)或不为人知的目的(hidden agenda)。然而,建构神学家可能只是指出系统神学的智识生产在其内外所实际产生的作用与后果——尽管系统神学无法解释这一切。
拒绝承担责任。 然后,系统神学家也可能承认建构神学表达的某些关切,却拒绝将其看作自身的事务。他们宣称神学关乎更高的、永恒的真理,而非边缘经验——比如说,关乎三位一体,而非街头小贩的内裤;关乎基督二性,而非异装萨尔萨舞者的念珠(rosaries of cross-dressing salsa dancers)。根据系统神学方法论的起点与原则,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构成神学洞见的来源。顺性别父权制与新自由主义式的帝国主义或许确实是个紧迫的问题,但那是属于其他领域的问题,按定义而言并非系统神学的主题,因此也不在其讨论范围之内。系统神学家甚至可能对上述关切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但一旦将其归类为非神学或外在于神学的东西(un- and extra-theology),他们便拒绝将其视为对系统神学本身的主张——遑论方法——的批评。系统神学家或许会感叹:如果有关“圣父”的话语引发了贫穷女性的创伤反应,这确实不幸,但也没什么办法。因为“圣父性”不过是陈述三一论中“父子关系”的恰当方式,有充足的经文证据,是传统的核心内容,也获得了普世教会的共识,并无意伤害女性。女性只需理解这条教义说的是“上帝是谁”,与人类性别无关——即便她们在父权制下受苦(系统神学会说这毫不相关)。这一回应再次构成系统神学对外部质疑的自身免疫反应,而建构神学挑战的正是上述泾渭分明的领域划分,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产物,在神学上站不住脚(因为“上帝是谁”也许正颠覆了这些边界),甚至是权力运作的一部分。
归结为误用。 免疫反应的另一种变体是将问题化约为“仅仅”是误用或滥用——这种处理方式避开了教义本身正确与否的问题。系统神学家可能会接受批评,甚至承认并哀叹问题的存在。他们会接受如下观点,基督的旗号在殖民扩张中确实扮演了暴力角色,但这只是其实践应用的问题,并非神学内容本身的问题。是的,玛利亚神学确实美化了特定的纯洁标准,而且贫穷女性的确很难具备模仿这种标准的条件,因此才遭受污名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义不完美、不真实或不良善。于是,系统神学将问题划归伦理学或实践神学领域,从而使教义本身逃避责任。
指控其将神学工具化。紧接着,系统神学家可能会反击,他们会指责建构神学家对神学毫无兴趣,只是利用神学语言来推进政治议题。他们会宣称,建构神学是在随意或策略性地重新诠释神学片段,使其适配某种意识形态的世界观,而对真理或与传统诠释的延续性漠不关心。由于建构神学家明确承认其政治立场(作为其方法的一部分),系统神学会将其表述为一种知识偏见,从而削弱建构神学的论证在学术上的有效性和神学上的本真性。因此,系统神学家指控解放神学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神学则是某种形式的融合性异教(syncretistic paganism),二者均非“真正的神学”。通过这种方式建立防线,系统神学由此回敬建构神学关于未加省察的语境性(因此也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虚假意识)的指控,再次将自身立场塑造为公正、超然、政治中立的客观性——而这正是建构神学所质疑的——同时反过来将其批评者指认为有意识形态目的。
从有条件的承认到标签化定性。在这些否认、拒绝和反击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反应,它们给予“不同声音”有条件的承认。现在,系统神学的确承认建构神学家确实从事着神学工作,但会将其影响力与相关性加以语境化地归类与限制。这种有条件的认可会将女性主义批评限制为“女性问题”的发声,将酷儿批评归为“身份政治”,将后殖民批评视为民俗学上的贡献——仿佛这些批评针对的信仰系统及其所提出的洞见只与特定群体相关。建构神学被允许保留“特异性”的前提,是它接受其局部和边缘的地位,甘愿被异化为偏离学科规范的他者,最终无法抗衡系统神学的逻辑与主导地位。像女性主义、酷儿或后殖民神学这样的子学科或许会被允许出现,它们也可以自由地发展一些替代性的方法论与洞见。但实际上,这种有条件的认可如同设立保护区,把建构神学的贡献局限在特定群体的事务中,将其影响力限制在圈定的范围内,在此之外,更广阔的神学世界则照常运作。说得更直白点,与禁绝异端相比,为异端设立一个“她们自己的房间”可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将她们塞进盒子,尽管现在不是棺材而是扫帚间。建构神学对系统神学提出的根本性的认识论批评,再一次被有效地无力化了。
包容。相应的,那种表面上对建构神学的批评给出更进一步的承认,实际上仍然继续尝试将其无力化的回应,可以被称为包容、整合与吸收。我们也可以称这种回应为“驯化策略”(domestication strategy)。系统神学家可能会接纳建构神学所表达的关切与见解,并欢迎其他方法进入神学领域——前提是这些声音符合既定的学科规范。它们可以丰富神学合唱团的声音,但不能质疑音乐编排本身,而这正是 Althaus-Reid 对所谓“得体的”(decency)语境神学的批评的重点。只要解放神学的基督论仍在迦克墩的定义之内,并且其政治愿景符合教义,将社会改革延后至末世论这个适当时机,它就可以被纳入神学对话;只要女性主义神学重新诠释传统三一论,以雕刻出合适的人类服从于神性的结构,就会受到称赞;而酷儿神学也被允许用比以往更细腻的方式阐释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
与此同时,建构神学家早已指出这种“伴随着包容的问题”:“来自边缘的神学若期待被中心接纳,其命运是悲惨的!”他们对神学之构建规则所做的神学和伦理批评,最终会被吸收进另一个版本的“那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由所有人所信之事”。而回到莱兰的文森特(Vincent of Lérins)的定义,这种对教义的标准化界定讽刺地遮蔽了“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与“所有人”如何(我们可以说:“在所有时候”?)一直是激烈权力斗争的对象,而这种斗争常常以将不同观点的持有者驱逐出境甚至加以消灭的方式来维持余下之“所有人”的共识。
皈依。当然,也确实存在一些系统神学家的回应直面建构神学的批评,并将其转化为神学工作的新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标准。他们或许会承认,一种对边缘群体具有致命结构性影响的神学,与活生生的上帝的福音的核心相悖,因此无法宣称能恰当地代表上帝的真理。他们也许会放弃对神学的积极可能性的全部希望,而将神学使命重新设想为一种持续的意识形态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工作。或者,他们可能会在系统神学内部建立新的学术严谨标准,例如明确承认这项工作的语境性与建构性,交代其主体的社会位置,并在多个层面上增强对交叉性正义(intersectional justice)问题的关注。而反过来,这类更具肯定性的反馈,通常也会受到前文所描绘的一整套回应——从被斥为异端到被纳入吸收——由系统神学的卫道士加以应对。换言之,同样的自身免疫机制将再次启动,只是沿着回应链条往下走了一轮。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我身上,而且肯定也将成为系统神学家对本书的回应——这会让你感到惊讶吗?
- Author: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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