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协会β】Walter Ehrhardt：谢林第一任老婆和前夫生的女儿有没有可能是歌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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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有机会在献给 Xavier Tilliette 的纪念文集中阐述我的假说，于我是莫大的荣誉。本文部分论据已发表于2000年的 Unser Harz 杂志第十期，Wulf Segebrecht 在其著作 Romantische Liebe und romantischer Tod（Bamberg 2001）中对此有所引用。对我自己而言，这一主题仅对谢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也充分意识到它对歌德解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者的关联大致如下：谢林关于“延续性”（Fortdauer）与“来世”（künftiges Leben）的思想，主要载于其子根据遗稿整理出版的对话录《克拉拉，或论自然与精神世界的关联》（Clara oder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Natur mit der Geisterwelt）。谢林之子将该对话录的创作时间定为1816/17年，但学界普遍将认为该文写于1810年，实为悼念其第一任妻子卡罗琳（Caroline）而作。卡罗琳的离世也常被视作谢林自1809年起几乎不再发表著作的原因。然而，对《克拉拉》对话录中提及的细节（如地点、季节、场景关联）、奥廷格（Oetinger）引文的缺失，以及尤其与歌德《私生女》（Die natürliche Tochter）在文体上的共性进行细致考察后，我们有必要将《克拉拉》对话录的创作时间进一步前移，具体定为1803年秋¹。如此一来，“卡罗琳之死是谢林创作该对话录的动机，同时也是他将这部探讨‘延续性’与‘来世’的精彩文本留待遗稿出版的原因”这一说法便不成立了。因此，《克拉拉》对话录的创作或许并非源于卡罗琳的离世，而是源于两人共同寻求慰藉的需求——当时卡罗琳与谢林恰好回到奥古斯特（即卡罗琳之女）猝然离世的地方附近。但问题在于：1803/04年的谢林仍保持着天马行空的创作出版节奏，为何他不愿将《克拉拉》这篇出色的对话录付梓？如何解释他对这部作品的冷处理？正是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去进一步探寻奥古斯特·伯默（Auguste Böhmer）的生平。

奥古斯特·伯默于1800年7月12日在 Bad Bocklet 离世，年仅15岁。她的去世标志着德国文学中耶拿早期浪漫主义的终结。当时人们曾计划为这位少女建一座纪念碑，包括歌德在内的众多知名艺术家都参与了设计。尽管14年后，谢林委托著名丹麦雕塑家 Bertel Thorvaldsen 为奥古斯特·伯默纪念碑创作了浮雕（现藏于哥本哈根托瓦尔森博物馆），但纪念碑最终并未落成。幸运的是，60年前，Bad Bocklet 成功获得了该浮雕的一件复制品。

为何人们会为这样一位少女的墓碑投入如此不同寻常的精力？现有资料仅称她是“可爱的孩子”，却从未提及她有任何足以让人对其寄予非凡期望的个人成就——她不过是卡罗琳的女儿。

但仅凭这一点能解释为她的墓碑所投入的异乎寻常的精力吗？是否有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在这位可爱的少女身上？歌德曾有意为这座纪念碑撰写铭文——为一个他从未提及的少女的墓碑撰写铭文。唯一的例外是在1807年，他提到奥古斯特的继父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 W. Schlegel）在她去世时创作了优美的诗歌。

奥古斯特·伯默于1785年4月28日出生在 Harz 的 Clausthal，是城市兼矿山医生威廉·伯默（Dr. Wilhelm Böhmer）与其妻子卡罗琳的第一个孩子。我并不想质疑教堂登记簿的真实性，但我会提出诸多理由，这些理由使人有理由推测：奥古斯特·伯默或许是歌德的私生女。或者，用歌德在《私生女》中那句极具分量的话来说，当时在 Harz，对他而言“幸福······远比法律更有力量”（das Glück ... unendlich mehr als das Gesetz getan，255f.）。这是一个全新的推测，据我所知，此前从未有人对此有任何讨论。

为避免引发误解，我在此预先说明：我没去找基因检测的确定证据，也未发现任何能证明卡罗琳与歌德直接承认自己是奥古斯特父母的文件。我最初的目的，只是探寻谢林在1803/04年不愿出版《克拉拉》对话录的原因。因此，我想做的只是，如歌德所言，“呈现一系列效应的相互作用，这些效应至少使得一个共同原因变得可信”（WA IV 6, 346）²。

¹ 只有单独版本中新增的、以“O Frühling,...”开头的结尾部分，可能创作于1810年。

² 德语原文依据 Meissner, Christine und Markus: „In der Freiheit der Berge“ Auf Goethes Spuren im Harz, Weimar 1989, 21.

二

1800年初夏，由于兄弟辞世，谢林便从班贝格出发前往施瓦本探望父母。四周后，他与卡罗琳一同守在奥古斯特·伯默的病榻前，却无力回天。自此之后，他与卡罗琳的关系中，对亡女的思念或许便从未消散——谢林在卡罗琳去世后不久写道：“直到此刻，我才真正彻底失去了奥古斯特。”（II, 582）³。同样是谢林，将卡罗琳为奥古斯特·伯默墓碑留下的遗愿转达给了身在罗马的 Thorvaldsen。彼时，卡罗琳已在 Maulbronn 的一座红色砂岩方尖碑下长眠三年，谢林毫不犹豫地为其镌刻了这样一句话：“上帝将她赐予我，死亡无法将她夺走。”

然而，为奥古斯特修建纪念碑的计划却一再推迟。奥古斯特去世40年后，谢林甚至在回忆起歌德的提议时建议：将 Thorvaldsen 在26年前就已完成的作品仅作为家族私藏保存。尽管人们可以找出诸多外部理由解释为何奥古斯特的纪念碑未能落成，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在那个仍受强烈道德偏见支配的时代，或许存在某些利益相关方，不愿让卡罗琳遗愿中所设定的墓碑主题过早公之于众⁴。

奥古斯特·伯默是在照料好先前患病的母亲后，于 Bad Bocklet 因痢疾感染去世的。卡罗琳对墓碑浮雕的要求是：浮雕需呈现“母亲在阿斯克勒庇俄斯（Aeskulaps，古希腊医神）的祭坛前，从女儿递来的碗中饮水，与此同时，女儿的脚踝被一条蛇咬伤”⁵。这一要求极具特殊性，Thorvaldsen 在浮雕的中央部分也严格遵循了这一设计。初看之下，浮雕的寓意似乎十分直白：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医者的原型，作为阿斯克勒庇俄斯后裔——即 Clausthal 的医生威廉·伯默——的女儿，照料母亲恢复健康，却在脚踝处遭到致命咬伤。这似乎只是对 Bad Bocklet 所发生之事的简单再现。如今，若我们不做他想，站在这件精美的浮雕前，会觉得它像一座古希腊墓碑，只是被置于基督教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或许敢于将凡人置于异教神祇的祭坛前。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医生的女儿”……？

歌德时代熟悉神话的人都知道：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女儿是许癸厄亚（Hygiäa，古希腊健康女神），“卫生”（Hygiene）一词便源自她的名字。当时最重要的神话普及者 Karl Philipp Moritz 曾描绘过许癸厄亚让蛇在碗中饮水的场景——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话体系中，蛇是有益且具有治愈力量的象征。由此可见：被蛇咬伤脚踝的少女，不可能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女儿，即“医生的女儿”。因此，卡罗琳所要求的纪念碑，实则是以神话语言加密的方式，揭示了卡罗琳的秘密——一位母亲的秘密。

既然卡罗琳明确要求的浮雕主题如此清晰易懂，我们便不得不问：若父亲不是那位医生，那会是谁？

指引我找到线索的，是卡罗琳于1801年2月写给谢林的一封信。信中，她表示此后愿将谢林视作自己已故女儿奥古斯特的兄弟：“我要以你母亲的身份向你致意……”（II, 42）。在此之前，卡罗琳已在另一封信中构建了自己与谢林的“母子”关系，甚至称自己与歌德是谢林的“精神父母”：“他（歌德）以父爱待你，我以母爱待你——你拥有一对多好的父母呀！”（II, 6）。与此同时，她以一种近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自信提醒谢林，也要铭记莱昂贝格的亲生父母：“他们虽质朴，却同样以强大的爱赋予了你最初的生命。”（同前引）

这种“精神父母”与“亲生父母”的区分，促使我们思考：卡罗琳或许将女儿奥古斯特视作谢林的“姐妹”。卡罗琳从未写过歌德曾以父爱对待奥古斯特，其他资料中也无相关记载。但考虑到歌德素来不喜为墓碑之事费心，我们不禁感到疑惑：他为何会参与奥古斯特·伯默纪念碑的设计讨论？甚至愿意撰写铭文⁷？这或许是歌德作为父亲的本能反应——正如他后来在《私生女》中，让公爵远离“孩童般渺小者”⁸的坟墓，并给出这样的理由：

“Und bleibe mir, du vielgeliebtes Bild,

Vollkommen, ewig jung und ewig gleich!”（1715）

但歌德与卡罗琳可能有孩子吗？Bad Bocklet 的土地上，是否真的埋葬着歌德的女儿？

³ 此类注释均参照 Schmidt, Erich (Hg.), Caroline. Briefe aus der Früh- romantik, Bd. I u. II, Leipzig 1913.

⁴ Vgl. a.o.O. I, XX.

⁵ 引自 Hemmeter, Studien zu Reliefs von Thorvaldsen, München 1984, 142.

⁶ 1811年6月7日，谢林在写给 Thorvaldsen 的信中表示：“若您能从更具基督教色彩的角度来呈现整体设计，我们会非常乐意，甚至在某些方面或许会更感慰藉。”（148）——参见 II, 13。Thorvaldsen 在设计稿中曾犹豫是让母亲站在祭坛旁还是坐在祭坛上。

⁷ 三年后，歌德的这一参与意愿仍未改变。1803年5月13日，谢林在写给施莱格尔的信中提到：“根据歌德此前的表态，若我们有需求，他愿意提供帮助，甚至亲自撰写铭文。”（Plitt 1, 461）。

⁸ Vgl. Goethe, Die natürliche Tochter, Vers 479.

三

无需置疑这件事是否可能发生。奥古斯特出生时，歌德35岁，卡罗琳21岁。我们无需像看待亚伯拉罕与撒拉那样，认为这需要神力的干预，而应思考：这种可能性是如何产生的？但我们真的能期望找到相关的证据或哪怕是零星的记录吗？歌德善于抹去痕迹是众所周知的，更何况以他的政治身份，难道没有充分理由隐瞒与卡罗琳的往来吗？毕竟，卡罗琳是怎样一个人？

尽管卡罗琳是哥廷根著名神学家 Michaelis 的女儿，但早在少女时期，关于她对戏剧与文学的热爱，就已流传着一些流言。这让不少研究者感到困惑：为何20岁的她愿意放弃哥廷根知识圈的活跃生活，嫁给 Clausthal 的矿山医生威廉·伯默？24岁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却也成了寡妇。在寻找新的生活圈子时，她结识了 Georg Forster（译注：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法国大革命时主导成立美因茨共和国）——当时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军已在美因茨举起革命旗帜。她已故丈夫的兄弟在美因茨雅各宾派中担任要职，卡罗琳因此被怀疑与革命者勾结，与她唯一幸存的孩子一同被关押在 Taunns 山区的 Königstein 要塞。幸运的是，在她怀孕的事实即将暴露前，她被释放了。她在莱比锡附近的出版商 Göschen 的庇护下，秘密生下了一个儿子——她称这个孩子是“激情与黑夜的产物”，其父为一位法国指挥官的19岁的侄子（I, 314），并随后将孩子托付他人抚养，因为当时“教授的女儿独自抚养孩子”仍是不可想象的事。此外，由于在美因茨革命中角色不明，德意志帝国的多个邦国对她下达了禁令，这也使她在社会上处处受限。即便在10年后，她也无法回到故乡哥廷根生活。

摆脱“伯默”这一声名狼藉的姓氏后，她与比自己小4岁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缔结了“友谊婚姻”。自学生时代起，施莱格尔就因卡罗琳的机智风趣与非凡的语言文学造诣而对她心生爱慕⁹——尽管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人。早在卡罗琳从要塞被释放时，施莱格尔就以挚友的身份提供了帮助。两人对文学的共同热爱是毋庸置疑的。在卡罗琳主持家务、甚至参与施莱格尔的写作后，耶拿浪漫派圈子逐渐兴盛。但随着她与谢林产生情愫，被嫉妒者视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那部挑战市民道德的作品《露辛德》（Lucinde）的原型后，¹⁰这个圈子便逐步瓦解了。流言称她是“路西法夫人”（Mme Luzifer），甚至有人公开指责谢林对奥古斯特的死负有责任。

结论是：在歌德的著作中，我们或许只能将他与这位饱受争议的女性的往来视为“被隐瞒的事实”。考虑到自己作为外交官的职责，歌德无疑会对此保持缄默；而卡罗琳作为官员的遗孀，若不保持沉默，就可能面临养老金与孤儿抚恤金被追索的风险¹¹。那么，我们真的能为“歌德可能是卡罗琳女儿的父亲”这一推测找到证据吗？

魏玛版《歌德全集》仅记载了歌德与卡罗琳在1792年在美因茨的一次会面，但那时奥古斯特已经7岁了。幸运的是，还有其他史料可供参考。卡罗琳第一次见到歌德，是在1783年9月28日的哥廷根。遗憾的是，由于次日歌德要与几位年轻绅士及教授之女一同出游，未能拜访各位教授父亲——卡罗琳在写给友人 Luise Gotter 的信中写道：“大家都为此唉声叹气！”不过，几位教授父亲还是与歌德在友人 Schlözer 教授家共进了晚餐。或许当时教授们的女儿也去接了他们？无论如何，卡罗琳在信的结尾写道：“每个人都对他很满意。我们那些一本正经的教授先生们，都认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是一位可靠且值得尊敬的人。”（I, 76）哈哈！若是一个今天才13岁的女孩或许会这么解读吧？而歌德此前与 Carl August 公爵一同旅行时却给人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我们也能从 Clausthal 矿山总监 v. Trebra 与 Grafen Stolberg 的记载中找到线索——当时甚至有流言称，公爵与歌德曾在醉酒后一同亲近过某个少女¹²。

在与歌德首次会面的两年前，卡罗琳就已对他的作品表达过独特的看法：“可惜歌德这位文笔如此卓越、如此动人的作家，却选择了如此奇特的主题。但我无法将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Stella 或 Die Geschwister 称作‘不自然’——这些作品虽充满浪漫色彩，但若稍加想象，便会发现它们完全符合现实。”（I, 56）¹⁴。歌德到访哥廷根半年后，卡罗琳自豪地提到自己手中有歌德 Iphigenie auf Tauris 的手稿（I, 87）。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考证这份手稿是如何落到她手中的，但这无疑证明了她对歌德的浓厚兴趣（I, 6）。

饱含如此强烈的年少慕艾，卡罗琳却对歌德在 Clausthal 的停留只字未提，这实在令人费解——难道这是一种刻意的隐瞒？

1784年6月15日，卡罗琳与备受尊敬的 Clausthal 矿山医生威廉·伯默举行了为期多日的婚礼，婚礼尾声，Nassau-Saarbrücken 的王储还为她举办了一场舞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她对伯默的爱意，卡罗琳曾表示：“只要我还爱着伯默，他就会是个好丈夫。”（I, 97）。

卡罗琳的第一个孩子奥古斯特·伯默，于1785年4月28日在 Clausthal 出生。根据如今的医学推算，她最可能的受孕时间是1784年8月8日。而1784年8月10日，歌德抵达了Clausthal-Zellerfeld。任何经历过等待孩子出生的人都知道，两天的时间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仅从时间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进一步探寻奥古斯特·伯默是歌德私生女的可能性。

若仔细研读相关文本中那些隐晦的线索，我们会发现，这一假说为我们理解当时的事件提供了远超预期的视角——尽管这一主题素来被刻意隐瞒。在歌德日记缺失的那段关键时期，他写给Charlotte von Stein 的信为我们提供了线索：8月11日，他在信中写道：“除了石头，你没有别的情敌。”但8月12日，歌德没有留下任何记录。8月13日清晨，他写道：“昨日我们五点便出发了，晚上与矿山总监 v. Reden 共进了 Soupé（浓汤）······”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卡罗琳与她的丈夫也受邀参加了这场晚宴，并与这位诗人一同享受美酒与交谈的乐趣。伯默¹⁵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名流之一，他与出席晚宴的副总监 v. Trebra 私交甚笃，两人都与歌德关系友好，且同为共济会成员。此外，早在十个月前（1783年9月29日），歌德就已拜访过这对新婚夫妇的双方父母；而卡罗琳毕竟是著名学者 Michaelis 的女儿——若当初歌德的父亲允许，他本想在这位学者门下求学¹⁶。就连 Carl August 公爵也曾拜访过卡罗琳的父亲。8月14日，歌德在写给Charlotte von Stein 的信中说：“明日清晨，我将早早离开这里前往 Goslar ······我唯一的担忧，便是与你分离。”在他此前不断强调“单调的爱恋”¹⁷的信中，这是一种全新的语气。究竟发生了什么？

卡罗琳从未提及歌德在 Clausthal 的停留，但她在那段时间写给妹妹 Lotte 的信，或许更具启示性：

“现在，与我一同踏上一场‘爱之王国’的漫游吧。两周前，我们途经 Goslar ······去 Goslar 的路很美。······但 Goslar ——你穿过光秃秃的群山，走进一座城门——在那里，连爱都会因恐惧而发出最后的叹息······来吧，可爱的维纳斯之鸽，带我走出这片阴霾，奔向更纯净的空气。我终于能自由呼吸，回到书桌前给你写信了。

‘爱之王国’里本有许多事值得一提，但我明智地选择了沉默。有件事和那位醉酒后将妻子的情人送走的盖斯勒先生（Mr. Geisler）差不多粗俗。但我绝不会以任何方式提及此事。阿门。”（I, 99）

这段文字该如何解读？所谓的盖斯勒先生，无疑是指她与 Lotte 或许一同看过的一部当时的喜剧——这部喜剧的结尾噱头，正是“父亲身份无法确认”¹⁸。因此，我们无需寻找能证明歌德与卡罗琳存在隐秘恋情的文件，毕竟一次花前月下的接触就足以导致怀孕了——即便我们认为，在歌德前往意大利旅行前，两人最多只有亲昵之举。从当时 Clausthal 的环境来看，完全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晚宴后，歌德想送卡罗琳回到她位于集市广场正对面的家，而八月夜晚的月光，又引诱他们前往郊外散步——当时伯默家屋后便是一片开阔的空地，从那里可以眺望到 Brocken 的壮丽景色。

但对谢林研究者而言，令人遗憾的是，卡罗琳终究没有记录任何关于歌德拜访 Clausthal 的文字。否则，哪位谢林主义者不愿透过歌德《论花岗岩》（Über Granit）一文的视角，去品读卡罗琳那句常被引用的俏皮话——“谢林是纯粹的花岗岩”（I, 459），并推测卡罗琳知晓该文的内容呢？这一推测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论花岗岩》一文创作于1784年，在歌德去世后才从遗稿中被发现。

⁹ Vgl. Starnberger, Erinnerungen von Luise Wiedemann, Göttingen 1929, 77.

¹⁰ 1793年9月， Chr. G. Heyne 曾称卡罗琳为“来自伯默家的魔鬼般的女人”（der Teufel von einem Weibe），这一评价或许与席勒当时对 Biondetta 的描述类似——后者是 Cazotte 的 Le diable amoureux 中的角色，当时德译本刚出版（I, 700）。

¹¹ 卡罗琳甚至从未向自己的妹妹透露她在美因茨怀孕的事（Vgl. 1. c. Anm. 8, S. 82. Vgl. a. I, 307）。

¹² Vgl. Lebensverhältnisse mit Ober-Berghauptmann von Trebra. 1813, in: Goethe-Jahrbuch, IX. Bd., Frankfurt/M. 1888,11 f.

¹³ Vgl. Bode, Goethe in vertraulichen Briefen seinerZeitgenossen, Bd. I, Berlin und Weimar 1979,188, 191 u. 274.

¹⁴ 卡罗琳认为“想象力最终会通向自然的真相”，这一观点显然源自 Heyne 的学说—— Heyne 是卡罗琳在哥廷根的青年友人 Therese 的父亲，他最早主张作为诗歌素材的神话的真实性。这或许是卡罗琳后来俏皮地呼吁“狂热理性的危机”（Crisis der schwärmenden Vernunft, I, 159）的先声——即一种解构理性的批判（II, 34）。

¹⁵ 伯默“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且情感细腻。在共济会仍是一种联结力量、光明会仍存在的那个时代，他与许多人都有往来”（ 1. c. Anm. 9, S. 77f., vgl. a. I, 91. ）。

¹⁶ 歌德在《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第二卷中写道：“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将哥廷根放在心上。我完全信赖海涅、米夏埃利斯等学者……但父亲始终不同意。”（《WA 127,42）。

¹⁷ 1784年6月14日的信（WA IV 6,300）。学界已注意到，第三次哈尔茨山旅行后，歌德与Charlotte v. Stein 的关系开始降温，但这通常被解释为当时 v. Stein 先生不再需要歌德陪同参加宫廷晚宴。

¹⁸ Geisler, Die Beiden Wechselbälge oder Was thut die Einbildung nicht, Bremen 1781.

四

截至目前，我所追踪的证据，仅能证明歌德与卡罗琳有可能拥有一个共同的女儿。接下来，我需要证明：这一想法或许也存在于歌德与卡罗琳的心中。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表述。卡罗琳显然从未违背过“沉默”的决心，歌德更是如此——尽管他在 Zueignung 中写下的优美诗句，描绘了在哈尔茨山清晨的景色中与一位奇妙女性的邂逅；而《诗与真》中，他与 Michaelis 之女（即卡罗琳）的对话，也成了当时最能联结两人的话题¹⁹。此外，卡罗琳在1785年8月26日的信中，提到了一个关于“月光之夜”的回忆，这或许也与歌德停留的那段时间有关²⁰。但对于那些善于“从真理的手中接过诗歌的面纱”（WA I, 1,7）的人而言，无需直接表述，彼此也能理解。

或许直到奥古斯特去世后，歌德与卡罗琳才隐约意识到，奥古斯特·伯默可能是歌德的女儿——甚至可能在她去世前一年，这种模糊的感觉就已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反向追溯相关证据。

奥古斯特，或者古斯特尔——她在信件中常常像歌德的儿子一样被这样称呼——于1800年7月12日在 Bad Bocklet 死于痢疾感染。谢林与卡罗琳守在她身边，而继父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则在九天后才赶来。歌德在得知奥古斯特去世的消息后，于7月22日突然返回耶拿，全身心投入工作：“思考人类生命的短暂与无常”（1780年7月25日致席勒的信）。歌德显然曾想将一座刻有“Niobe与奥古斯特”图案的骨灰瓮运回魏玛（译注：神话人物，感觉这里是象征死了女儿的母亲），但未能得到卡罗琳的同意——卡罗琳在信中写道：“说真的，我觉得他想把所有艺术品都搬到魏玛去。他提议的事，在我看来像是拿自己的痛苦开玩笑，就像他在《威廉·麦斯特》中打造的‘回忆大厅’（Saal der Erinnerung）一样。对我而言，这座纪念碑没有别的意义，就像我曾为亲爱的奥古斯特挑选最漂亮的衣服，只为装点她可爱的模样——我只希望，若她能在某个地方，在她长眠的这片宁静孤寂之地，看到这样一座纪念碑，她会感到欣慰。”（II, 87）

我在开篇已提及卡罗琳对墓碑设计的具体要求，并将其解读为“一位母亲的秘密的揭示”。但Thorvaldsens 严格遵照卡罗琳这一富有深意的要求所创作的浮雕，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这或许是歌德与卡罗琳共同的努力，为了将这个秘密留存给后世。浮雕中包含两条蛇：一条象征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坛，另一条则缠绕着少女的脚踝，造成致命咬伤。歌德时代熟悉神话的人会立刻联想到：在古希腊，两条蛇常被置于雅典初代国王的摇篮中，作为“高贵出身”的不容置疑的象征——这源于一个传说：雅典王室的祖先是神的后裔，其血脉源自降临凡间的神之精液，这一情节可见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翁》²²。

奥古斯特去世后的第二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创作了戏剧《伊翁》，歌德于1802年1月2日将其搬上舞台。对于《哈姆雷特》的译者（指施莱格尔）而言，还有什么比通过一部“情节相似的戏剧上演”²³，来厘清“对过往罪孽的模糊认知”更合适的呢？我们无需认为，卡罗琳必须向施莱格尔透露自己的秘密才能促使他创作这部作品。多年来，在与施莱格尔的合作中，卡罗琳早已熟练掌握了如何启发他，并在他的文本中不着痕迹地融入自己的想法²⁴。因此，施莱格尔的《伊翁》中，或许包含许多只有他与歌德才能理解其真实含义的内容。欧里庇得斯的《伊翁》之所以适合作为蓝本，原因如下：雅典国王的女儿 Kreusa 与太阳神阿波罗 Apollo 生下一个孩子，因害怕蒙羞而将其遗弃，但在孩子身上留下了两条蛇，作为“王室出身”的标记。她后来的丈夫 Xuthus 无子，便将德尔斐神谕赐予他的弃婴伊翁，误认为是自己婚前某次醉酒后与酒神侍女 Bacchantin 所生。但事实上，伊翁是阿波罗与雅典公主克瑞乌萨的儿子。

施莱格尔在剧中两次强调，伊翁16岁——这恰好是奥古斯特若能活到该剧首演时的年龄。歌德则让伊翁身着饰有两条腰带的服装登场，暗喻两条蛇的象征。尤为刻意的是，施莱格尔在一处偏离了欧里庇得斯的原作：剧中提到德尔斐附近一个小洞穴中的神谕所，欧里庇得斯仅提及该神谕的箴言，而施莱格尔则将其描绘得极为具体，让人不禁联想到 Harz 北部矿山的竖井——那里的升降设备与排水系统曾令人心生恐惧。此外，施莱格尔还将洞穴中的预言者命名为 Trophonius，并描述他“神情严肃，模样酷似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助手”（《伊翁》第72行）²⁶。剧中还有更多线索指向 Clausthal 发生的事，但最关键的是，歌德曾亲自修改过一段台词：在原作中，当阿波罗承认自己是伊翁的生父后，对伊翁的继父 Xuthus 说道：

“Du Xuthus wirst das holde Lager nicht verschmähn

Ob meiner offenbarten Vorgenossenschaft.”

歌德将其修改为：

“Ob meiner offenbarten Neigung zu der Braut.”

卡罗琳曾向施莱格尔提及此事，她在信中写道：“（歌德）以他特有的幽默解释了这次修改，我非常喜欢。我此前恰好记起了原句，当时还很担心。因为阿波罗的形象实在太显眼了。”（II, 258）若不假设这其中存在个人关联，我们该如何解读这段修改？在这几行之前，卡罗琳还写道，歌德已将这部剧“据为己有”：“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位隐形的阿波罗。”（II, 256）她几乎要违背自己“绝不提及 Clausthal 往事”的誓言了。保持幽默，无疑是不直接挑明彼此默契的最佳方式。Böttiger 曾撰写过一篇剧评，歌德成功阻止了它的发表²⁷。Böttiger 批评施莱格尔的《伊翁》中，酒神节（Bacchanali）与皮提亚竞技会（Pythischen Spiele，即诗神阿波罗的节日）被设定在同一时间举行——“这种错误连中学生都能发现”。但我们很难相信，施莱格尔对古希腊文化的了解会不如 Böttiger 眼里的中学生，因此，这个“错误”或许是为了暗示某个“诗人与美酒共庆胜利”的节日。此外，在《伊翁》的印刷版本中，原文的“过往”（Vorgenossenschaft）一词被替换为“共事”（Mitgenossenschaft）²⁸。要知道，歌德抵达Clausthal 时，卡罗琳已结婚八周。若要以诗意的方式隐晦地记录 Harz 的往事，恐怕没有比这更贴切的表达了。因此，这些修改及整体关联，都可被解读为对“歌德可能是奥古斯特生父”这一推测的诗意暗示。歌德之所以坚决反对 Böttiger 发表剧评，或许还因为他将伊翁直接称为“小阿波罗”（Apollino）——这无疑刺痛了歌德。

歌德在信中对施莱格尔说：“《伊翁》这部剧，我从一开始就极为关注，通过精心的排练与种种波折，它仿佛成了我自己的作品。感谢你允许它出版。”（GG 13, 141）正如卡罗琳所言，歌德是以“无限的热爱”（II, 260）来执导这部剧的。诸多事实表明，歌德的投入远超“对戏剧的兴趣”：他曾考虑放弃报酬，甚至试图隐瞒该剧作者的身份（Vgl. II, 260）。卡罗琳还趁机引用了歌德写给谢林的一封信中的原话：“愿我们的悲剧能取得成功。”³⁰（II, 227）

尽管施莱格尔的《伊翁》在舞台上并未获得长久的成功，但它无疑为我们揭示了人们对奥古斯特·伯默生父身份的思考。

除了精心执导《伊翁》，歌德还做了更多努力——在不泄露秘密的前提下，为“一位母亲的秘密”寻找合适的文学载体。他甚至瞒着席勒，在读完《伊翁》后立刻开始创作悲剧 Eugenie，后更名为《私生女》。事实上，早在1799年，歌德就已在寻找以“母亲的秘密”为主题的素材³¹。他将 Walpole 的 Burg von Otranto 以“新的形式”（I, 733）赠予卡罗琳，便是最早的证据。

《私生女》的开篇场景，其画面感无疑让人联想到 Harz 的罗斯特拉普岩壁（Roßtrappe）：骑马的女儿冒险从岩壁直接下山，不慎坠落，最终被一位医生救活。歌德很可能还记得奥古斯特穿着马裤的样子，那是1798年为洛德生日的一场小型私人演出而为她缝制的，歌德在彩排³²时还代表观众提供了建议。卡罗琳称这是“观众无法回报的服务——无人能替代他的角色”（I, 494）³³。诚然，歌德创作 Eugenie 所依据的素材—— Stephanie de Bourbon-Conti 的《回忆录》（Mémoires）中，也有一个“医生救助受伤者”的情节，但书中那个说“爸爸，我要死了”的11岁女孩，是被竖琴所伤。学界在解读《私生女》时，常强调《回忆录》的素材与歌德“寻找能承载自己对法国大革命思考的载体”这一意图之间的矛盾。歌德的老友 Knebel 在读完《回忆录》后立刻写道：“很难想象，这样一部愚蠢、荒诞的作品，竟能如此强烈地激发歌德的灵感”（HA V, 591）；《汉堡版歌德全集》的评注也留下了这样的疑问：“无论歌德将《回忆录》改编成戏剧的初衷是什么……”（HA V, 596）。Böschenstein 版³⁴资料更为详实，但也未解决这一矛盾：歌德在首次朗读《私生女》时突然“痛哭流涕”（GG 1828），且在首演时情绪激动地回避，这些都无法用《回忆录》的素材来解释——但或许可以用他对奥古斯特的回忆来解释。

若接受这一假说，“作品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这一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因为歌德将母亲的形象与开篇女儿的形象对应得更为明确：《私生女》中的 Eugenie 被社会排斥，在“流亡”与“结婚”之间选择了“友谊婚姻”——这正是卡罗琳1796年面临的处境³⁵。当时她接受了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求婚，两人都希望将婚姻视为“完全自由的关系”（II, 355）。在歌德创作这一结尾场景时，他以“近乎父亲的姿态”（II, 356）支持卡罗琳办理离婚。卡罗琳不愿也不能说出是谁提供了帮助，但幸运的是，在 Marbach 保存着一份带有歌德亲笔修改痕迹的卡罗琳离婚申请书——考虑到歌德善于抹去痕迹，这份文件的留存堪称奇迹。

与歌德共享秘密，对卡罗琳而言或许并不陌生。1800年，她在写给歌德的唯一一封留存至今的信中，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保密。歌德在《私生女》中将“女儿”与“母亲”融合为一个形象，这也不足为奇：在德墨忒尔（Demeter）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神话中，“女儿即母亲”的原型早已存在。谢林在卡罗琳去世后也曾写道：“直到此刻，我才真正彻底失去了奥古斯特。”（II, 582）³⁶。若歌德真的想通过作品“承载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这一思考难道不必然指向卡罗琳的形象吗³⁷？或许我的假说能为歌德研究带来新的解读视角，就像它对谢林研究有所助益一样。

在瓦尔米炮击（Kanonade von Valmy）发生前四周，歌德还曾与卡罗琳在美因茨的 Forster 家中共度两个夜晚——他后来称：“从此时此地起，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在美因茨的战火中，他体会到：“以人道之举对抗暴力”尚且容易，但若要为“受官方文书束缚的囚徒”（指卡罗琳）奔走，却困难重重³⁸。卡罗琳曾因被怀疑与美因茨革命者勾结，与奥古斯特一同在要塞关押了近三个月。关于歌德对此事的了解，唯一的文献证据是：在普鲁士国王下令释放卡罗琳三天后，歌德写信给雅可比（Jacobi）说：“为囚徒奔走，并非易事。”（1793年7月7日）³⁹。若排除日期错误的可能，这封信也可被视为歌德的“不在场证明”——因为卡罗琳的释放，实则是得益于一位女性的帮助，即法兰克福银行家（与歌德家族关系密切）的女儿 Sophie Bethmann⁴⁰。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歌德曾暗中安排此事，而非对此一无所知——毕竟当时他就在附近。无论如何，卡罗琳间接证明了她当时见过歌德：1796年7月18日，她在写给友人 Luise Gotter 的信中提到与歌德的重逢：“若事先未告知，我根本认不出他——这三年来他变化太大了”（I, 391）。若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 1792 年在美因茨的 Forster 家，卡罗琳理应说“四年”而非“三年”。

由于卡罗琳因美因茨革命被多个邦国禁止停留，且这一禁令直到1802年仍有效，这也解释了为何她与奥古斯特能在《私生女》中被诗意地融合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却几乎无法在歌德的文件中找到直接记载。

卡罗琳在维尔茨堡（Würzburg）的住所中，将歌德的画像与女儿奥古斯特的画像并列摆放——这无疑引发了当地的流言，称她“自夸得到了歌德的青睐”⁴¹。因为 Karoline Tischbein 根据其父亲未完成的画作所创作的一幅素描⁴²中，奥古斯特的唇形与耳形，与歌德母亲的特征极为相似。Tischbein 一家或许曾讨论过这种相似性——奥古斯特曾在他们家居住过两个半月，当时她正处于“稚气渐脱”的阶段。卡罗琳在回复 Tischbein 从那里寄来的一封信时，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回应：她“先怀着喜悦读完，然后付之一炬”（I, 599）。而在奥古斯特从Tischbein 家回到歌德的生活圈八天后，歌德便完成了《私生女》的第一个创作计划。

不过，歌德在《亲合力》中提出的理论，或许会反驳“外貌相似”这一论据：他认为，即便只是“受孕时对另一个人的思念”，也可能导致孩子与那个人在外貌上相似！

¹⁹ 不过，此处仍需厘清创作时间问题。

²⁰ 1785年8月26日，卡罗琳在信中写道：“回忆啊，回忆！你让我的心充满喜悦。哦，一句老生常谈，若用对了地方，竟能如此真切······”（I, 120）——这段由月光引发的感慨，无疑指向1784年8月10日前后的某个夜晚，因为当时的月相应与1785年8月26日相似。

²¹ 1800年7月22日，歌德在日记中写下“《坦克雷德》”（Tancred）（《歌德全集》第三部分第2卷，第302页）。这部应宫廷要求翻译的伏尔泰作品《坦克雷德》，与奥古斯特存在特殊关联：卡罗琳曾提醒谢林，奥古斯特在1800年2月曾开始翻译薄伽丘的《坦克雷德传奇》（II, 38）。

²² 如今，雅典的纪念品中仍有双蛇缠绕的设计。

²³ 这句话既出现在施莱格尔翻译的《哈姆雷特》第二幕最后一场，也出现在卡罗琳1801年12月21日的信中（II, 237）。

²⁴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写给奥古斯特的信中曾说：“威廉（指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写诗······而你的‘母亲’（指卡罗琳）则构思诗句。”（I, 645）。

²⁵ 负责服装设计的弗里德里希·蒂克（Friedrich Tieck），因此为伊翁设计了饰有两条腰带的服装（Abbildung in: Carolines Leben in ihren Briefen. Eingel. v. Ricarda Huch, Leipzig 1914, 320）。

²⁶ Sämmtliche Werke, Bd. 2, Leipzig 1846。卡罗琳曾指出：“Trophonius 洞穴这一主题，在剧中极为清晰且必要地呈现出来，而对‘所见幻象的重复’，则营造出一种重要的回溯感。”（II, 258）。卡罗琳对“洞穴”的强调，或许也源于她在 Clausthal 时的阅读经历——当时 Lichtenberg 将 Bath 与 Clausthal 进行对比（I, 78），使她接触到 Karl Philipp Moritz 的 Reisen eines Deutschen in England 中对“卡斯尔顿洞穴”（Höhle bey Castleton）的描述（I, 154），她曾对此充满热情。

²⁷ 该剧评之所以未被发表，或许主要因为将伊翁称为“小阿波罗”，此外还有这样的批评：“阿波罗的神圣无礼达到了顶峰。此前皮提亚（德尔斐女祭司）还严厉斥责克瑞乌萨，说她为了避免一丝羞愧，竟做出如此出格之事。”（Kleinere Schriften I, 338）。

²⁸ “共事”（Mitgenossenschaft）一词明显偏离了欧里庇得斯的原作——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中，众神曾决定让 Xuthus 继续相信自己是伊翁的生父（II, 591）。让·保罗（Jean Paul）曾批评这一修改是“一场轻微的通奸”（Flegeljahre No. 50）。

²⁹ 卡罗琳在信中写道：“有趣的是，关于‘底层（市民阶层）节日’的描写大受欢迎。Meier 说：‘这不足为奇，那些庸人完全能理解，对他们而言，这就像一场射鸟游戏。’”（II, 257）。剧中 Xuthus 的台词是: „Bei'm Schmaus, der festlich meinen Sieg begieng, / (Jetzt lebt es wieder im Gedächtniß mir) / Hat mich der Freude Taumel und des Weins / Mit einer der Bacchanten hier verbunden, / Die des Parnassus Klüfte wild durchstreifen, / Und hochgeschwungen, weinumrankt, ein Thyrsus, / Statt der Hochzeitfackel uns vorangewinkt. / Aus diesem Rausch mußt Du entsprungen sein. / Mich kümmerte, nach rascher Jugend Art, / Das Weib nicht ferner, noch der That Erfolg, / Und bald verließ ich diese Fluren.“ (Ion 81) 卡罗琳曾试图说服施莱格尔，在柏林的演出中“缓和某些表述”——剧中提到众神“因节日的狂热欲望”（Ion 81）孕育了伊翁（Vgl. II, 304）。

³⁰ 这封信的原件现存于 Dr. Roland Schelling 手中。

³¹ Vgl. Tag und Jb. WA I, 35 1 .Theil, S. 86。卡罗琳曾回忆，她在 Walpole 的作品中读到过“令人恐惧的内容”（I, 706）——“第一次或第二次阅读时”便有此感受。在那部作品中，主人公在乱伦的边缘被迫承认：“她是你的女儿。”

³² Vgl. Caroline. Briefe aus der Frühromantik, I, 447..

³³ 这一观点与谢林在《启示哲学初稿》中描述歌德去世时的精彩文字不谋而合（1. c. Hg. v. Walter E. Ehrhardt, Hamburg 1992, 390）。

³⁴ Böschenstein, (Hg.), Goethe. Die natürliche Tochter, Frankfurt 1990，该书附有《回忆录》的德译本。

³⁵ Vgl. 1,311.

³⁶ Vgl. Schelling, Sämmtliche Werke VIII, 355. Vgl. auch Vers 583.

³⁷ 卡罗琳在1803年2月1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封信中还有一点似乎从未被注意到，即尽管歌德对他的创作保密，信中已经出现了与《私生女》的呼应：“奇怪的是，我曾经因为私人遭遇而一度卷入一场大革命的风暴之中，现在可以说是第二次经历这种情况了，因为文学界的动荡如同当年政治上的动荡一样强烈和激荡。”（II, 356）

³⁸ Vgl. Goethe, Die natürliche Tochter, Vers 2486.

³⁹ 感谢 Wolfgang Albrecht 提供的信息：根据歌德的账目记录，这封信实际写于7月14日（WA IV 10, 430）。而7月13日，卡罗琳已从法兰克福写信给 Gotter：“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自由了！”（I, 300）。

⁴⁰ 关于卡罗琳获释的过程，vgl. 1. c. Anm. 9, S. 82。

⁴¹ Vgl. Bode, Goethe in vertraulichen Briefen seiner Zeitgenossen, Berlin 1979, 268.

⁴² 这幅素描已遗失，但根据它制作的版画仍存世。奇怪的是，Karoline Tischbein 从未提及1799年奥古斯特在 Dessau 的 Tischbein 家居住过两个多月，也对谢林与卡罗琳在耶拿的关系做了令人困惑的歪曲描述（Vgl.: Stoll, Der Maler Joh. Fried. Aug. Tischbein und seine Familie, Stuttgart 1923, 114. Vgl. a.I, 742）。

五

奥古斯特·伯默真的是歌德的私生女吗？我只想“呈现一系列效应的相互作用，这些效应至少使得一个共同原因变得可信”。前文已证明，歌德与卡罗琳可能有一个女儿，且两人或许也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这一点，在未来的相关解读中必须被纳入考量。我们无需比歌德与卡罗琳本人更确切地知晓真相，只需追寻这一想法在他们的作品、生活与影响中留下的痕迹。

歌德或许乐意接受——正如谢林（他在奥古斯特去世时在场）所证实的，奥古斯特生前唱的最后一首歌，是 der König von Tule（II, 23）。1811年， Pauline Gotter 写给谢林的一封信也证明，歌德常常思念奥古斯特。甚至在1830年，歌德还嘱托 Jenny von Pappenheim 在前往 Bad Bocklet 时，“不要忘记卡罗琳·米夏埃利斯那早逝女儿的长眠之地”⁴⁴。歌德曾为其他任何一个孩子的坟墓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吗？

谢林对神话的熟知程度无人能及，他无疑猜到了“一位母亲的秘密”，并始终努力守护它⁴⁵。他以种种理由推迟将 Thorvaldsen 为奥古斯特墓碑创作的浮雕运出罗马——因为这件作品对“母亲的怀抱”的刻意遮掩，本身就传递着过于直白的信息。最终，谢林甚至援引歌德的建议与卡罗琳的遗愿，提议将这件 Thorvaldsen 的艺术珍品交由卡罗琳妹妹的家族私藏，而非公开展示⁴⁶，并主动提出承担相关费用。

谢林未将探讨“延续性”与“来世”的《克拉拉》对话录付梓，其原因也可归结为对“母亲的秘密”的守护。1802年，当谢林在《文汇报》公开质疑他对奥古斯特的死负有责任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知道，没有什么能迫使我亵渎这个神圣的名字。”⁴⁷他显然意识到，若歌德出面为他辩护，“只会让歌德独自暴露在危险之中”⁴⁸——正如 Wieland 准确预见的那样，自歌德毫不留情地将 Böttiger 逐出魏玛后，文学界围绕“歌德对施莱格尔兄妹的偏爱”以及“他的专制作风”的争议便愈演愈烈。1803年，Der Freimüthige 杂志第115期甚至刊登了一幅漫画：歌德手持阿波罗的象征物，怀中抱着一个婴儿，正驾车驶过一座坟墓——即便没有文字说明，任何会数数的人都能将这座坟墓与卡罗琳的女儿奥古斯特联系起来，而漫画的文字说明更是直白：“这是我们亲爱的女儿，我们曾对她满怀喜爱。”⁴⁹在这种毫无顾忌的流言攻势下，唯有沉默才能平息争议。若谢林出版《克拉拉》对话录，或奥古斯特的纪念碑得以落成，都只会为流言提供新的素材。因此，两者都只能在作者去世后，从遗稿中被发现。这或许也是歌德未能完成《私生女》的原因。

卡罗琳希望为奥古斯特修建纪念碑，不过是想为“亲爱的孩子”准备“最后的尘世装饰”⁵⁰——而对这位可爱的少女而言，最美丽的“装饰”，莫过于用歌德承诺撰写的铭文，为卡罗琳的秘密披上一层面纱。歌德在《私生女》第二幕中警示我们：过早展示珍贵的衣物，往往会带来危险。但愿我的解读没有破坏这份“珍贵”。

······

44 引自 Lücke, Auguste Böhmer (1785-1800). Aus dem Leben einer Clausthalerin. In: Deutsche Heimat. Öffentliche Anzeigen für den Harz, Dez. 1939, Nr. 14.

45 1811 年 8 月 18 日，谢林在写给 Thorvaldsen 的附信中提到，“此前寄给您的奥古斯特胸像，是弗里德里希・蒂克于 1803 年 5 月底在魏玛，根据创作期间在场的亲属的描述完成的。”若谢林此处仅指奥古斯特的母亲（卡罗琳），那么这种表述方式未免过于奇怪。要知道，当时蒂克正受歌德委托，在魏玛宫廷从事创作工作。

46 Vgl. 1. c. Anm. 9,115.

47 BuD 2, 423.

48 BuD 2, 429.

49 Vgl. auch Nr. 129.

50 Schelling an Schlegel am 13.5.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