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自用】Christian Danz：现代基督论的问题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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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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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z-Moderne-Christ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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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historische Methode, einmal auf die biblische Wissenschaft und auf die Kirchengeschichte angewandt, ist ein Sauerteig, der alles verwandelt und der schließlich die ganze bisherige Form theologischer Methoden zerspren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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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z, Christian. 2013. Der Problemhorizont der Christologie in der Moderne. in Grundprobleme der Christologi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11.

Danz 作为当今所谓“文化新教”的代表人物，在这篇导言中以清晰的笔调勾勒了现代基督论的根本问题：现代人应该如何理解历史的耶稣和教义中的基督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自由主义新教的“历史-批判”传统中尤其难以处理，面对如今浩如烟海的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历史材料，系统神学应该如何自处？在考察了近年来代表性的基督论研究后，Danz 指出，神学绝对不能忽视已有的历史研究，而唯一合适的方案是将基督二性视作不可化约的、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交互规定关系。作为神学外的旁观者，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是如何从18-19世纪兴起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延续至今的。

近1700年的基督教神学传统一直认为，地上的耶稣与教义中的基督形象（Christusbild）是同一的。信仰中的基督具有双重本性，他同时就是那位来自拿撒勒的男子——其生平和命运在新约福音书中得到了描绘。即便是将耶稣基督这个人置于其基督论核心的马丁·路德（1483–1546），也仍旧毫无疑问地坚持这一信念。直到启蒙时代，这一信念才发生了变化。早在16世纪，苏西尼派（Sozinianer）和阿民念派（Arminianer）便对作为教会教义的神人两性学说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到了启蒙时期，这种批判成为了主流，并被启蒙神学所吸收。在18世纪，德国新教神学中逐步确立的对圣经文本的历史批判，揭示出那位自天而降、短暂地在地上行走的上帝之子，是一种教义上的建构。于是，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认为，古代教会的两性教义是有问题的，尤其是不适合恰当地表达那位来自拿撒勒之人的宗教意义。这一在虔信理解（Frömmigkeitsverständnis）上的转变，最终促使人们去寻找那位历史上的耶稣，这种做法在18世纪最后三十年最终取代了教会教义中的基督形象。对基督论教义进行历史质疑的前提与后果，尤其是其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标志着一个问题结构——即使在21世纪初，关于耶稣基督宗教意义的思想论辩仍然处于这一结构之中。至少有三个问题域与此相关：

首先，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即基督论有两个出发点。它既可以从历史上的耶稣出发，也可以从教义中的基督形象出发。随着“由下而上”的基督论与“由上而下”的基督论之间方法论选择的出现，这也带来了一个任务，要么从那位来自拿撒勒的游方布道者走向所信仰的基督，要么相反。最后，也就是第三点，基督论的“主题”与“对象”也变得成问题。教义性的基督论是否关涉拿撒勒的耶稣？换句话说，耶稣是否如现代新教所主张的那样，是基督论的对象？还是说，基督论所关涉的其实是信仰本身及其历史形象？又或者，神学在基督论中追问的其实是它自身和它的主题的统一性？

历史上的耶稣与教义中的基督之间的差异，标示出基督论在现代的特有问题视域。由此产生的任务是：重新界定信仰与历史，或教义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对基督教而言，与拿撒勒耶稣这一历史形象的关联是其本质特征。没有与他的关联，就没有基督教。但是，这种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来自拿撒勒的历史人物，对今天的我们还能有什么意义？对于16与17世纪的传统教义学而言，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在他们看来，地上的耶稣就是成为人的上帝之子。道成肉身的思想保障了他超越时间的意义，而原罪教义则要求他为人类罪孽作出替代性的牺牲。如果人们正视当下的认知条件，这种解决信仰与历史问题的前提条件，如今在历史意识的条件下已经变得难以接受。新约福音书与神学教义传统中所描述的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人，成了一个来自陌生的、早已过去的时代中的人，这个人已经死亡，并且因此不可挽回地逝去了。但是，我们该如何在思想上奠定一个两千年前生活在这个世界某个遥远角落之人的意义呢？这正是基督论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当然不能通过搁置历史认知的痛点来解决。历史批判本就是近现代神学的构成条件。从一开始，对基督教创立者形象的重构就是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

从1980年代以来，对拿撒勒耶稣的历史研究显著复兴，这体现在大量的出版物中。人们如今称之为“第三波”对历史的耶稣的探索。这种探索早已超越了神学专业学科的边界，成为历史学家、犹太学者与宗教学者的跨学科合作项目。这些研究虽然未能找到所谓“真实”的拿撒勒人，但却再次让人们意识到历史对于神学的重要性。

然而，历史耶稣研究重新唤起的兴趣及其成果，在当代系统神学中却几乎未能引起回应。几年前，新约学者 Ruben Zimmermann（1968年生）指出：“在新约学界，对于所谓‘第三波’历史的耶稣的探索的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在基督论对耶稣宣讲和生平的解释上，尚未出现相应的新突破。在系统神学中，给人的印象是，基督论更多作为三位一体学说、救赎论或人论（Anthropologie）的子论题来处理，而鲜少受到独立关注。”对近年来众多新出版的基督论著作的考察也印证了这一看法。在2003年出版的《基督论》（Christologie）教科书中，Ulrich Kühn（1932年生）在第二部分介绍了关于耶稣基督的圣经见证。在这一部分中，Kühn 虽然也谈及了较新的历史耶稣研究，但这些内容对他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所勾勒的教义性的基督论毫无影响。Kühn 的基督论不仅以上世纪中叶的研究为导向，而且只是再现了旧新教神学中的基督论公式。其他近年出版的基督论著作亦是如此，例如弗赖堡的天主教学者Helmut Hoping（1956年生）于2004年出版的《基督论导论》（Einführung in der Christologie）。此书完全缺乏对历史与认识论问题的敏感，基本上不过是对古代教会所代表的两性基督论的略作修饰的重述。Ralf K. Wüstenberg（1965年生）于2009年出版了其著作《基督论：今天如何以神学方式谈论耶稣》（Christologie. Wie man heute theologisch von Jesus sprechen kann）。Wüstenberg 虽然也在其中一章回应了对传统基督论的历史质疑，但除此之外，他只是重复了教义性基督论，并对其进行辩护。在 Wilfried Härles（1941年生）的《教义学》（Dogmatik）中的基督论则完全没有涉及相关的历史研究。他只是重新构造了传统路德教义学中的基督论教学模式，即“基督的位格”（de persona Christi）、“基督的职分”（de munere Christi）与“基督的状态”（de statibus Christi）的三分法——这一模式早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那里就已因其不适用而被放弃。与多数同行不同，Dietz Lange（1933年生）在他2001年出版的《信仰学》（Glaubenslehre）中确实给予了与基督论相关的历史问题很大篇幅，但这是否真正反映在其系统神学的表述中，则不得而知。

当代基督论的讨论状况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分裂：一方面是对历史耶稣的密集研究，它早已超越了神学解经的狭窄领域；另一方面则是系统神学中的基督论，它又几乎不受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仅是对传统的“教会教义公式做出谨慎的现代化处理，但结果不过是重复这些说法罢了。”（A. v. Scheliha, Kyniker, Prophet, Revolutionär oder Sohn Gottes? Die ‚dritte Runde‘ der Frage nach dem historischen Jesus und ihre christologische Bedeutung, S.22）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信仰与历史、历史基督与教义基督之间的关系何以指向基督教的核心问题，即它的身份认同问题。1994年，在哥廷根任教的新约学者 Gerd Lüdemann（1946年生）出版了一本题为《耶稣的复活：历史、经验、神学》（Die Auferstehung Jesu. Historie, Erfahrung, Theologie）的书。他得出的结论是，依照现代历史学及其方法，耶稣的复活不可能被理解为一个历史事件。这个结论不过是对两百年来关于耶稣复活问题争论的一个总结。尽管如此，Lüdemann 还是以一章作为该书的结尾，讨论早期基督教与当今的差异。这一章的标题是：“最早期教会的复活信仰与我们——或者说：我们还能是基督徒吗？”这一向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 1808–1874）致敬的措辞意在暗示：历史研究若毫无保留地分析基督教信仰及其观念内容，便会将其彻底瓦解。正是这些所谓的后果，加上 Lüdemann 的立场被以一种博人眼球的方式呈现，使这本书引发了广泛关注，并导致了激烈的争论。

无论我们怎么评价 Lüdemann 的主张（尤其是他从历史研究中推导出的结论），这些观点都以典范性的方式澄清了在现代条件下“信仰与历史”这一问题结构。因此，它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历史批判与基督教信仰内容之间的关系？对历史学而言，只有与我们的世界经验相一致的事件才能被视为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么，一个死人复活又当如何理解？早在1898年，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就在其著名的论文《论神学中的历史与教义方法》（Ueber historische und dogmatische Methode in der Theologie）中总结道：“一旦历史方法被用于圣经研究与教会历史，便如一团酵母，悄然发酵，翻天覆地，最终会将迄今为止神学方法的整个形式彻底瓦解。”（E. Troeltsch, Ueber historische und dogmatische Methode in der Theologie. Bemerkungen zu dem Aufsatze „Über die Absolutheit des Christentums“ von Niebergall, in: ders., Zur religiösen Lage, Religionsphilosophie und Ethik (=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2), Tübingen 1913. 21922, S. 729–753, hier S. 730.）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历史批判性重构之所以仍然如此关键，是因为它揭示了早期基督教与我们当下的差异。由此也点明了第二个问题领域，通过它可以阐明历史认知对理解基督教身份的意义。

在过去三十年里，与上世纪中叶相比，对拿撒勒人的研究日益明确并证实了耶稣是犹太人，而且他所宣讲的内容，以及他对当时犹太教的明确批判，皆未超出古代犹太教的框架。而以往的研究则强调耶稣与犹太教之间的差异，有时甚至认为两者之间存在鸿沟。在当前的讨论中，基于对古代犹太教的新认识，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应该完全在其同时代犹太教语境中来理解那个拿撒勒人。但如果耶稣本人以及基督教的起源都未曾也无意超出犹太教的框架，那至少就意味着，当代基督教对自身的理解不仅不同于早期基督教，甚至也不同于耶稣本人可能对自己的理解。对此，施莱尔马赫早就问道：既然如此，为何基督教信仰仍然依附于拿撒勒的耶稣？

在现代的认知条件下，唯有将历史批判研究纳入考虑，才能构建一套神学的基督论；然而，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圣经文本的结果却使得历史上的耶稣与信仰中的基督“不可挽回地”分裂开来。（D. F. Strauß, Der Christus des Glaubens und der Jesus der Geschichte. Eine Kritik des Schleiermacher’schen Lebens Jesu, Berlin 1865, ND Waltrop 2000, S. 233）对这一困境的思想处理自启蒙时代以来便伴随着神学的发展，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应对这一历史困境的可能原则。

第一种解决方式是严格区分信仰与历史的领域。这种模式的支持者认为，历史及其研究固然应当严肃对待，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却并不依赖于此。因为信仰并不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因此也既无法通过历史研究加以确立，也不会因之而动摇。相反，信仰建立在宣道的基督带来的内在震撼之上。由此，信仰中的基督便获得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对那位拿撒勒人历史研究的地位。同时，这种基督论的出发点也就不再是历史的耶稣，而是当下的、宣道的基督（verkündigten Christus）。新约学者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是这一立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布尔特曼对耶稣唯一关心的是基督降临的那个“事实”（dass）。故而在他的代表作《新约神学》中，布尔特曼会说：“耶稣的宣道属于新约神学的前提，而不是其本身的一部分。”（R. Bultmann, Theologie des Neuen Testaments, hrsg. v. O. Merk, Tübingen 1977, S. 1.）由历史学所能重构出的耶稣及其人格，在此已完全失去了神学的旨趣。

另一种解决路径则是由教宗本笃十六世（1927年生）最近重新提出的。他在其《拿撒勒人耶稣》（Jesus von Nazareth）一书中，想要证明教会信仰的那位基督也正是历史上真实的耶稣。这也并非某种全新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方式。早在1892年，Martin Kähler（1835–1912）在其著名讲座《所谓的历史耶稣与历史的、圣经的基督》（Der sogenannte historische Jesus und der geschichtliche, biblische Christus）中就试图进行类似的论证。然而与 Ratzinger（PS：本笃十六原名）不同，Kähler 所说的“圣经的基督”并非历史的耶稣，也并不旨在如此界定。从方法上看，Ratzinger 试图以如下方式实现其高标准：他承认历史批判方法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又迅速为其划定界限，并通过所谓“正典释经”（kanonische Exegese）予以补充。正典释经是一种在过去三十年里，尤其是在美国，由于关于正典问题的讨论而在解经学中建立起来的方法。（PS：这种方法要求只关注最终成型的圣经正典，用一种共时性的方式阅读这些文本）Ratzinger 直言，唯有借助正典释经，历史批判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神学”。（Vgl. J. Ratzinger/Benedikt XVI., Jesus von Nazareth. Erster Teil, S. 18.）但通过这种对历史批判法的严格神学规训，无疑削弱了这一方法的锋芒。结果，Ratzinger 将天主教教义投射到那位拿撒勒人身上。教宗的这本耶稣书实则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印证了 Albert Schweitzers（1875–1965）对天主教耶稣研究的判断。一百年前，Schweitzers 在其经典之作《耶稣生平研究史》（Geschichte der Leben-Jesu-Forschung）中就写道：“天主教的耶稣生平研究至今都未曾沾染怀疑主义。这是因为它原则上仍停留在施特劳斯之前的立场上，既不能在神迹问题上，也不能在约翰福音问题上推进至历史思考的终点，自然也就放弃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识别与探讨。”（A. Schweitzer, Geschichte der Leben-Jesu-Forschung, S. 342 Anm. 2.）历史问题在这里通过其排除而“得以”解决。

最后，第三种方式则是将基督论完全建立在由历史研究所重构的那位拿撒勒人之上。新约学者 Werner Zager（1959年生）近年来在其著作《拿撒勒人耶稣——教师与先知》（Jesus aus Nazareth – Lehrer und Prophet）中继承了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至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这一19世纪自由主义新教传统，试图作此尝试。在启蒙的条件下，神学已无法再回避历史问题。事实上，启蒙神学与启蒙基督论恰恰立足于对自身主题的历史化。因此，现代合时宜的基督论所能依凭与衡量的惟有那位被历史重构的拿撒勒人，必须清除掉这一形象中包含的一切神话与形而上学的粉饰。耶稣之于当代基督教的意义，既不在于其为神，也不在于其十字架之死与复活，甚至也不在于他那与古代世界图式相契合的宣道，而仅在于他那“纯真的人性”、通过他而得以可能的“对仁慈上帝的体验”、“直指本质的爱的双重诫命”，以及“一种成全的生命的敞开”。（W. Zager, Jesus aus Nazareth, S. 110.）

自启蒙时代以来，神学一直尝试通过上述三种关于信仰与历史的关联模式来应对基督论中的历史主义问题。但我们必须追问：是否可能构想出另一种模式，既能够回应历史学的洞见，也能顾及基督论的要求？现代的历史与基督论争论的一个基本结果是，经验的历史图像与宗教的历史图像已不再可能融合。两种对待过去的视角不仅同样必要，而且彼此处于互动之中。神学基督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呈现信仰以及它这种嵌入历史的状态的自我描述。因此，系统神学中的基督论应被理解为基督宗教的自我理解的必要表达。但信仰之自身历史的图像，并不等同于经验性的历史。正如不同研究阶段所显示的那样，关于基督教创始者形象的历史重构虽然永远不会带来某种终极的历史肖像，但它确实将拿撒勒的耶稣置入了犹太宗教史之中。在历史学与教义学之间，存在一种不可化约的互动关系——这是本研究将要展开的基本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