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这篇导论的视角来看，核心问题在于：认为历史哲学已彻底终结的信念，是否可能是一种误判？这一问题至少可以从两个方向展开探讨。首先需要验证的是，被如此强烈拒绝的“敌对形象”，是否真的与启蒙运动语境下所有历史哲学变体都相符。这一主题我们将以康德为例进行探讨。其次，我们必须思考，上述对进步概念的异议，其本身是否也源于对更美好未来的预设。即便这并非以完善的理论形式呈现，而只是简短的暗示，但显而易见的是，每一种对压迫的批判都植根于某种自由的理念，每一种对同质化强制的批判都源于多元性理念。例如，利奥塔在暗示其目标时就使用了 “正义” 这一概念。正如本雅明的情况所示，历史哲学的批判者们同样怀揣着一种投身于更美好的未来的实践。这就进一步引发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否也在追求某种形式的进步？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尽管他们修辞上宣告历史哲学的终结，但这里是否也存在一种“弱化形态”——即一种最小的进步思想。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考在这方面呈现出最为复杂的图景，我们将对其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其中是否包含一种核心的历史哲学，如果是的话，其具体形态又是什么。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需对批判史的概述补充一些侧面。 在法国近几十年的思想中，福柯（5）也探讨了不合理同质化的危险。但他的批判重点并非进步概念，而是诠释学取向的历史学所秉持的内在统一性构想。福柯认为，这种历史研究旨在理解的“精神”，不过是一种投射，必须结合同样仅为假设的思维主体的统一性来理解。他的目标是将“精神”从“精神科学”中驱逐出去。为此，他提出了一种被他称为“考古学”的替代方法。根据这一方法，流传下来的材料不应再被视为某种内在本质的“表达”或“痕迹”，不再是“记录”（Dokument），而是“纪念碑”（Monument）。这一项目的核心在于，研究应“在记录网络本身中寻找单元、数量、序列和关系”。由此，多个具有各自特定时间性和年代学的层面得以显现，这意味着传统的历史连续性观念已过时，断裂、界限和转折成为关注的焦点。随着这一理论转向，上述那种历史主义主导下的历史哲学的弱化形态似乎也走到了尽头。福柯在回应一些批评者时承认，他确实有意“谋杀历史”——只要历史是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的。但在他自己定义的意义上，即历史的真正目标是构建序列图景，福柯仍然坚持使用 “历史” 这一概念。然而，在后续的争论中我们会发现，即便是这种被弱化的诉求——只要它仍然基于未经进一步追问的既定要素——也遭到了拒绝。此外，人们还从几乎相反的思路出发，质疑诠释学历史学构想已然失败的论断是否完全合理，以及 “理解” 概念是否至少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