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研究α】为什么推理小说要描写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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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格、变格与新本格

为什么推理小说要描写杀人？这个问题有些莫名其妙。自爱伦·坡以来，谋杀就是推理小说永恒的主题。不如说，北村薰（『空飛ぶ馬』，1989）和米泽穗信（『氷菓』，2001）赖以成名的“日常推理”，其实是大量滥竽充数的谋杀故事让读者厌倦之后的产物。毕竟，故意在推理小说中忽略死亡当然是对传统的叛逆，但叛逆必然以传统为前提。

日式推理的传统始于黑岩泪香对欧洲侦探小说的移译（『法廷の美人』，1888），短时间内风靡全国。大正年间，甚至谷崎润一郎（『途上』，1920）和芥川龙之介（『羅生門』，1915）都投入了推理小说的创作，而他们的前辈夏目漱石则在《我是猫》（1905）中不止一次痛骂侦探，甚至嘲讽现代人身上的所谓「侦探性」：“现代人的侦探倾向，全都是自我意识过剩的产物。”（第54章）直到江户川乱步横空出世（『二銭銅貨』，1923），同时代的甲贺三郎、横沟正史等人声名鹊起，日式推理小说才真正登堂入室，蔚为大观。那么，由江户川乱步开启的日式推理传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权田万治在他著名的文论《深海鱼之梦——战前侦探小说的特质》中写道：

如果把时间点放在《新青年》创刊和江户川乱步出现之后，考查战前的近代侦探小说，便可发现其显著的特征：背离社会现实、游戏于怪奇幻想与猎奇幻想世界的作品，占据着压倒性的多数。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以逻辑性、解谜趣味性为中心的作品——即所谓的本格侦探小说——数量极少。（《日本侦探作家论》，张舟译，2015）

乱步本人对这种重心理恐怖而不重推理解谜的现象没太多不满，甚至认为这体现了日式推理小说的特色（参考评论集『幻影の城主』，1947）。早在1924年，作为日本浪漫主义代表之一的佐藤春夫就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他在《侦探小说小论》（「探偵小説小論」，“青空文库”已将本文提到的部分作品电子化）中以优美的笔调勾勒了后来所谓“变格”小说的特征：

侦探小说终究是名为“浪漫”的繁茂之树的一根枝条，是猎奇耽异的一颗果实，是以诗为名的多面宝石某一断面的妖异光芒；它植根于对人类共同之恶的绝妙赞美、欲见恐怖之物的奇异心理，而另一方面又与热爱明快的健全精神结为一体，并得以成立。于是，有些作者与读者将兴致置于对恶的赞美上，有些作者与读者则趣味相投，沉浸在对明快的热爱中。（同上）

但仍有评论家对此并不满意。平林初之辅于1926年在当时的推理大本营《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侦探小说文坛的诸倾向》（「探偵小説壇の諸傾向」）的评论，将推理小说分为“健全”和“不健全”两类，后者指的是那种“对精神病、变态心理的侧面展开了更多的探索，或可谓将所有的兴致皆集中于此”的作品，在他看来，“现代的日本侦探小说作家过于偏向不健全的趣味。过于追求人工的、怪奇的、不自然的世界了。”（转引自钱晓波，《日本推理文学史》，2022）由于“健全—不健全”这套说法价值判断过于浓厚，所以还是甲贺三郎在一年前（1925）提出的“本格”（取其「正统」之意）概念被沿用下来，“本格—变格”也就成为现在理解日式推理（尤其是战前日式推理）的基本框架。

二十世纪日式本格推理的发展史包含“三波浪潮”（笠井洁，「本格探偵小説の「第三の波」」，1996），这个说法基本已经成为文学史的公论。我们可以按这个框架简要梳理一下从江户川乱步到“新本格”的道路。（参考山前让，《日本推理100年》）

第一波：1920到1930年代。代表人物是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江户川乱步。但正如前文所述，此时精炼短小的变格推理才是主流，而这股热潮也随着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到来猝然中断。

第二波：战后至1950年代末。横沟正史于1946年在《宝石》杂志连载的《本阵杀人事件》激起了推理界创作本格小说的热情，逐渐扭转了日式推理由变格主导的局面。

中断：1960到1970年代。随着“社会派”走上舞台，传统的本格推理淡出了大众的视野。起初，社会派强调的仅仅是“在犯罪动机上加入社会性的因素”（松本清张语），犯罪过程和作案手法也不能过分脱离现实，这些条件与本格推理并不直接冲突。事实上，清张从一开始创作的就是相当优秀的本格推理（『点と線』『眼の壁』，1958），他甚至编了10卷本的《新本格推理小说全集》（1966-1967）。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段时期的推理小说越来越重纪实而轻解谜，所谓的「本格」逐渐式微。

过渡：1970到1980年代末。在社会派霸占文坛十年之后，推理小说的读者也对这种现实主义风格愈发疲惫。在此情景下，虽然《新版横沟正史全集》（1974）一经刊印便大受欢迎，但本格小说却没有随之复兴。相反，警察小说、冒险小说、间谍小说纷纷登场，不仅取代了推理小说的生态位，而且让推理小说遭遇了crisis of identity。面对全新的局面，推理小说家必须明确创作的方法和主题。在这段被笠井洁（『バイバイ、エンジェル』，1979）称为“寒冬”的时代里，《幻影城》停刊，横沟正史逝世，岛田庄司出道——《占星术杀人事件》（1981）虽然在当时好评寥寥，但终于为本格推理注入了一丝全新的活力。

第三波：1987-2000年。绫辻行人的《十角馆事件》（1987）往往被追认为“新本格”的开端，岛田庄司为之背书的《本格推理宣言》（『本格ミステリー宣言』，1989）则是复兴本格创作的纲领。等到1992年松本清张逝世，《钟表馆事件》（1991）夺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笠井洁同年出版的《哲学家的密室》获当年“周刊文春推理小说BEST10”第2名）正式宣告新时代的到来。毕竟，两年后横空出世的京极夏彦（『姑獲鳥の夏』，1994），已经当作第二波新本格的代表人物了。

然而，“新本格”一直是个模糊的术语。绫辻在写《十角馆》的时候可能除了反抗社会派之外并没别的特殊想法，而岛田在《本格推理宣言》中所强调的也不过是本格推理必须“具备梦幻般的谜团与高度逻辑性”，如山前让所说，“（新本格）与其说是新类型的本格，‘新锐作家的本格’更贴切些。”（2015: 254）难道新本格小说真的仅仅是一个（涉及了死亡的）特殊解谜游戏？我想，任何读过如《络新妇之理》（1996）和《象之首》（2023）一类作品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简单的答案。下面这段笠井洁的话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第三波”（新本格）就是“本格”复兴运动，但这么说并不全面。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逻辑和推理都很薄弱，已经沦为犯罪题材的中间小说了。新本格把恢复魅力无穷的谜团和彻底的逻辑性置于社会派推理的对立面，使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本格就是本格复兴运动。但同时，新本格把侦探小说的“凶宅”性置于取材自现实的推理小说的对立面这一点也不能忽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本格也可以说是变格复兴运动。（转引自风间贤二，《怪异猎奇：世界推理小说全史》，周小庆译，2022）

新本格中不仅包含本格的要素，而且也受到变格的影响，或者用风间贤二的说法，“（新本格运动）试图恢复本格、变格分化之前的风格。”（2022: 249）伫立在孤岛上的废弃建筑（《十角馆事件》）或者充斥着鸟类标本的洋房（《阴摩罗鬼之瑕》）不仅是有趣的虚构，而且是恐怖的幻想——这是在《鄂榭府崩溃记》甚至更早的哥特小说中俯拾即是的意象。

这个本格与变格的混合结构导致推理小说几乎总要描写杀人。死亡并非可以被轻易替换的部件，它既是谜团的核心，也是恐怖的根源，故而常常构成了联结二者的纽带。缺乏谋杀的谜题激起的只是可有可无的好奇心，无涉死亡的恐怖也不过是日常生活的调味品。前者并不可怕，后者并不必需。所以，权田万治借 Boileau-Narcejac 之口指出：“推理小说是兼具谜与恐怖的两义性的文学。”（权田万治，《现代推理小说论》，张舟译，2018）而我们必须补充，死亡恰恰位于这两个要素的核心，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催化剂。

虽然死亡在推理小说中如此重要，但专门分析死亡的作品和文论并不多见。纵观日本二十世纪至今的推理小说论战，有讨论其中恐怖要素必要性的（木木高太郎，「探偵小説芸術論」，1936），也有探究推理解谜之可能性的（法月纶太郎，「初期クイーン論」，1995），而涉及死亡的分析（笠井洁，「探偵小説と二〇世紀精神」，2005），则因为过度哲学化而应者寥寥。因此，本文将依托京极夏彦的《阴摩罗鬼之瑕》（2003）和笠井洁的《哲学家的密室》（1992）这两本少见的以死亡本身为主题的（因而具备一点 meta-detective fiction 要素的）作品，来谈谈日式推理与死亡哲学的关联。

京极夏彦与弗洛伊德

驱魔作为治疗科学

自1994年（江户川乱步诞生100周年）出道之后，京极夏彦就立刻被视为新生代的执旗手。据说在无人推荐的情况下，讲谈社的编辑读完《姑获鸟之夏》后就立即决定将其出版，结果不出意料地大获成功，京极堂系列的续作《魍魉之匣》（1995）也一举夺得1996年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由于京极夏彦并不出身于京都大学推理研究社，讲谈社从此意识到了在全日本范围内挖掘新人的必要性，于是在1995年设立了著名的“梅菲斯特奖”——第1届获奖者就是森博嗣的《全部成为F》，而《姑获鸟之夏》则被授予第0届大奖的殊荣。

虽然评论者总说京极夏彦的作品难以模仿，但主要针对的是他那些又臭又长、看得人头晕脑胀的炫学。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作品相当符合权田万治对推理小说的期待。一方面，京极的作品中既有对杀人手法的详细解读，又有对杀人动机的别具一格的观念研究，可谓是比本格更本格。另一方面，京极夏彦同样精通变格技法。在涉及杀人者、以及那些被谋杀的恐怖气氛所影响的旁观者时，他的笔调往往会变得黏稠、混乱而妖冶。这些塑造心理恐怖的描写通常借系列主人公之一「关口巽」来传达，关口是一个内心极为自卑敏感的小说家，而且得过忧郁症，因此特别容易受环境影响做出夸张的反应，从而将扭曲的情绪传递给读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京极夏彦以独特的方式将本格与变格熔于一炉，可谓新本格的标杆。

不过，京极堂系列最有趣的设计还是对侦探小说写作方式的整体重构。在传统的本格推理中，不可或缺的三要素是「给出谜题—陈列证据+挑战读者—破解谜题」，但京极夏彦敏锐地注意到，“并不是只要知道真相，事件就会解决。······纵然全貌明朗了，事件也不会结束。负责审判的是司法人员，至于相关者的心情，即便知道了真相，也不是能够那么简单就得出结论的。”（《阴摩罗鬼之瑕》，王华懋译，2012，下同）破解杀人谜题，抓出犯人当然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在揭穿犯人之后，必须有人破解其作案的深层动机，找到使其“异常”、“扭曲”的观念之根源，并证明该源头的荒谬性，才能让犯人、与犯人持有相同观念的人、被怪异的观念冲击而感到无法理解难以释怀的人，从某个古老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接受新的观念——这恰恰是驱魔师/祈祷师「中禅寺秋彦」的工作。之所以将这个过程称为“驱魔”，是因为京极夏彦把这种占据了犯人深层思想（甚至在无意识的领域盘旋）的观念比作“附身妖怪”：

在日本有被称为“附身”的民间迷信，人一旦被“附身”，就需要萨满来驱除附身、恢复原状。······迷信就是不再被信仰，就是过了保质期的东西。信仰的对象虽然过了保质期，但很多人无法当机立断地舍弃这份信仰。宗教信仰如是，风俗习惯亦如是。世界一直在变化，面对各式各样的变革，保守不变是不对的，在需要改变自身却又没有能力改变时，“驱除附身”就发挥作用了。驱除附身不是否定，而是解构。指证迷信很简单，但知道这是迷信，却仍无法停止相信的人还是很多，这时需要改变他们的认识，让他们意识到这很可笑。放在小说里，只是指认犯人然后结束事件并不够，即使找到了犯人，但是事件既已发生，跟事件有关的人受到的伤害依然存在。在这里，犯罪就等同于迷信。这时候，安慰受害者无济于事，需要“驱除附身”，改变这些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角色承担解构事件的使命，所以我设置了侦探和祈祷师的双重角色。在故事结构上，这两个角色本应是同一人，但我赋予两个角色不同的任务，不仅解决了事件，还恢复了原状，达到了复位的效果。（《上海书评》专访，2018）

在《阴摩罗鬼之瑕》中，京极借飞扬跋扈的名侦探「榎木津礼二郎」之口重申了侦探与驱魔师的权责划分：“侦探只为了指出真实而存在！抓人的是警察，审判的是法律，解开诅咒的是祈祷师。顺道一提，听人废话是奴仆的工作。”正因如此，京极夏彦才大胆地赋予榎木津阅读记忆的能力，让他能轻易地发现凶手。但是，榎木津却对详细解释作案过程与动机漠不关心，驱魔师中禅寺（以及驱除妖怪的行动）的作用就被进一步衬托出来。这个精妙绝伦的设计可以说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灵能侦探的完美致敬。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早已识别出推理小说、精神分析以及后唯心论历史哲学都包含一种“揭露/去蔽”（uncovering）结构——主观的虚假意识背后的本能、客观的意识形态背后的生产结构不外乎是所谓的真相，一个远比我们目击的现实更糟糕的真相。（他居然因为这种理由杀人？资产阶级宣扬多劳多得居然是为了剥削？我的梦居然源于对母亲的欲望？）布洛赫将这个结构追溯到谢林《自由论文》（1809）中的本体论：“所谓的去蔽过程是这一切的共同基调，而在此情形下，它的前提是，有某个被遮蔽的罪行先于世界本身的创造。······我们应当引述谢林及其关于上帝在开端处‘破裂’这一终极问题，没有这个破裂就不存在有限的实体。‘事前之恶’（Evil ante rem）——正是这一点代表了侦探形式与某种最怪异的形而上学的合流。”（‘A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Detective Novel’, translated by Roswitha Mueller and Stephen Thaman, 1980）《世界时代》（1811）把关于前世界的动态本体论结构的知识称为“共同知识”（Mitwissenschaft），而赢获它的方法则是一种被称为“回忆”（Erinnerung）的特殊机制。（Vgl. Julia Shestakova, Philosophie als Erinnerung: Dimensionen des Erinnerungsbegriffs im Anschluss an Schelling, 2011）

然而，京极夏彦与精神分析的相似性并非仅仅在于共享了“揭露”的结构，同时也在于“揭露”的具体方式。严格来说，驱魔包含双重回溯。一方面，针对杀人者持有的诡异观念，祈祷师反向构建历史，直指它已经被遗忘了的起源。而追溯源头的目的不是为了承认观念的永恒性，反倒是希望解构它的必然性，消解起源的神圣性，进而证明或许有别的方式思考世界——我们拥有不杀人的可能性。这大概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谱系学研究”。另一方面，针对观念对这个特定杀人者的支配，祈祷师分析犯人扭曲的表层想法，将其回溯到他自觉地不自觉地接受/产生的观念，回溯到被忽视了的（童年）创伤。杀人行动被证明只是观念和创伤驱使下的产物，或者说，“被压抑者的回归”，进而表明驱动谋杀的不是无法克服的恐怖之物——我们拥有破除杀人冲动的可能性。这不外乎是一次特殊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以梦境中的某个奇葩意象为抓手，通过回溯这个意象被意识压缩调整变形之前的形态，直抵无意识的深处；驱魔师则以扭曲的杀人为立足点，通过分析杀人者的手法和观念预设的重重前提，呈现被遗忘的根源。综上所述，谱系学和精神分析的要素在驱魔过程中一体两面，相互交织。毕竟，诚如福柯所说，谱系学/效果史同样是一种“治疗科学”——他这段话或许同样能够用来描述驱魔师的责任。

效果史研究最贴近的东西，但却是为了猛然摆脱它，以便从远处摆脱它（这种眼光类似医生，贴近观察是为了做出诊断，指明差异）。历史感更接近医学，而不是哲学。尼采曾说过“历史的方式或生理学的方式”这样的话也不足为怪······对于历史学来说，有比充当哲学的婢女——也就是详细叙述真理和价值的必然诞生——更为重要的事；历史学应当成为一种关于活力和衰败、高峰和退化、毒药和解毒的鉴别性（differential）知识。它的任务是成为一种治疗科学。（《尼采、谱系学、历史》，苏力译，李猛校）

死与家：尸体回归是恐怖故事吗？

《阴摩罗鬼之瑕》同样也是一部以“治疗科学”的方式写成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一幢名为“鸟城”的洋馆（因里面充满由前任伯爵制作的鸟类标本得名），洋馆主人由良伯爵即将第五次娶妻，而前四次的新娘都在新婚之夜死于非命。为了防止意外，由良家族聘请赫赫有名的榎木津礼二郎来保护这对准夫妻，而最近因为生病暂时目不能视的大侦探拉来自己的老友关口巽来担任拐杖一职。新婚之夜，由良伯爵的叔祖父告诉关口，他在很久之前曾在洋馆中目睹过伯爵早逝的母亲的幽灵，并断定正是因为她的诅咒，命案才会永无止境地到来。次日，命案果然发生。警方决定逮捕唯一有作案可能、但毫无动机的由良伯爵。问题在于，伯爵的叔叔说他整晚都在偷窥伯爵和妻子温存，但警方却没有在遗体上找到任何痕迹。正当众人迷茫之际，姗姗来迟的中禅寺秋彦缓缓道出事件的真相。

简单来说，凶手是由良伯爵，但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谁是凶手。这里并不涉及过失杀人的问题，关键在于，伯爵对“死”的认知与常识不同。在他的理解中，死就是彻底不存在，或者至少变成骨灰。即便是常识意义上的尸体，只要还具备人形，那伯爵就认为它还活着——他没有“尸体”这个概念。由良伯爵从未接受过关于死亡的常识教育，而他虽然精通儒学和海德格尔，但根据中禅寺的说法，《论语》《三礼》和《存在与时间》这些作品，即便包含对死亡最精微的分析，都没有主题化地讨论尸体。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拒绝以流俗的方式理解本就不可理解的死亡，完全信服这套哲学的伯爵才会把那些试图描述死亡的理论当成迷信，当成理解存在本身的阻碍。所以，即便由良伯爵在常识意义上谋杀了新婚妻子，他也不知道这是杀人。

“我想这一定很难理解吧。形态没有改变，人也没有消失。可是正因为如此，人才会编造出魂或灵这些根本不存在的谎言，冥顽不灵地深信不疑。因为若不这么做，就无从区别。”

“魂······”

“躺在这里的熏子女士的遗体当中，已经只剩下魄了。作为一个人，是不完全的。”

“啊啊······”

“你了解了吧？这具遗体腐朽，或加以火葬的话，魄也会消失。魂魄这个装置真的非常简单易懂，是合情合理的权宜解释。关于生死的权宜解释，就是像这样活生生地产生的。不管任何宗教、任何权宜说法，虽然都是虚假的，但也一定都是像这样紧贴着现实而构思、孕育出来的。那绝对不是纸上谈兵，所以要是轻视它，是会吃苦头的。”

那么，伯爵为什么要进行“谋杀”行动呢？毕竟，虽然无法区分活人和尸体，但能不能动还是一目了然的吧！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在由良伯爵的童年时期，他的父亲——鸟类博物学家和儒学者——接连受到事业上的打击和妻子去世的重创，精神崩溃的前任伯爵将妻子制成了标本。直到由良伯爵五岁，由于标本被叔祖父不小心目击到，前任伯爵才将其销毁。也就是说，伯爵是被母亲的尸体养大的，直到某天父亲突然通知他母亲从今天起不在了，这个事件构成了他对死亡最基本的理解。不仅如此，接受儒学教育长大的由良在习得家长/父亲、（以后会成为家长的）长子以及其它家庭成员的区别后，他发现这种区分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只有家主和未来家主会动，其它成员都不会动。因此，新婚妻子进入由良家的仪式，就是变成不会动的东西，没有意志的同居人——也就是尸体。解明了这两个问题后，伯爵的“动机”也就一目了然了。

“对伯爵——由良昂允先生而言，构成一个家的成员当中，会动的只有家长，或是而后将成为家长的长子，再不然就是一家以外的人——佣人。除此之外的家人······”

都不会动，不会说话。全都是尸骸，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那我刚才问的，会动和不会动的东西的区别······”

中泽无力地坐了下去。

“就是家、家人和家人以外的人吗？”

“遗憾的是，似乎如此。”

很明显，《阴摩罗鬼之瑕》讲了个货真价实的“礼教杀人”的故事，京极夏彦长篇累牍地复读海德格尔不过是想把主题进一步复杂化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清晰可见的东西先放在一边，转而将《阴摩罗鬼之瑕》中弗洛伊德主义元素凸显出来，或许能赢获一些全新的理解。

弗洛伊德在1919年写了一篇叫《论恐怖》（Das Unheimliche）的短文，专门讨论文学带给我们的恐怖体验。作为德语母语者，弗洛伊德一眼就看出了 unheimlich 这个词和它的词根 Heim（家）的关联，它是作为对 heimlich 这个形容词的否定出现的。而 heimlich 包含两重看似矛盾的含义，一方面，这个词指的是「熟悉的、在家的、像在家一样舒适的」，现在一般写成heimelig；另一方面，从「在家的」可以引申出对于陌生人而言「隐秘的、秘密的」意思。

看起来，Unheimlich与第一层含义相反，一般而言，恐怖之物是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不熟悉的东西都会让人感到恐怖，我们还需要一个限定。此时，heimlich 的第二重含义就变得相当重要，与「隐秘的」相反，unheimlich 意味着显现。弗洛伊德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谢林的《神话哲学》，谢林写道：“当一个本来应当保持在秘密状态、隐蔽状态或潜伏状态里的东西显露出来，人们就称其为 Unheimliche。”（SW II/2, 649）弗洛伊德把这段话精炼了一下，给出了一个定义：“所谓的恐怖之物，指的是那原本应当保持隐秘的东西如今变得可见。”关键在于，所谓“本应保持隐秘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熟悉的东西，那么，为什么熟悉的东西需要保持隐秘呢？当然是因为它包含着欲望和创伤，包含着我们无法接受的东西。这些欲望和创伤被意识机制压制到无意识的层面，故而成为“熟悉的隐秘之物”（Heimgeheime/家传之秘）。进一步说，无意识的东西总会改头换面，绕过那些意识的审查，以另一种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这恰恰就是恐怖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恐怖意味着本不应该出现的熟悉之物的突然再现，或者说，被压抑者的回归。

《阴摩罗鬼之瑕》的恐怖在于新婚之夜谋杀案的四次重复，而这四次重复又是对伯爵母亲被制成标本这个事件的重复，甚至可以说，死后被制成标本回到家中也是一次回归（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弗洛伊德所说的“二重身”相吻合）。因此，不断在回归和复现的恰恰是尸体，是伯爵童年未曾意识到的创伤。但这个故事最有趣的结构在于，伯爵甚至没能识别出来这个在几十年间不断复现的“不动的肉体”是恐怖的根源——对尸体的恐惧早已在“不动的母亲”长达三年的陪伴中消散了，随之消散的还有“肉体之死”这个概念。

伯爵关心的是“本真之死”，这个想法当然来自海德格尔。而被京极夏彦转着圈引用的《存在与时间》同样使用了 unheimlich 这个术语，海德格尔写道：

于是从现象上就可看清楚沉沦作为逃避所避的是什么了。不是在世内存在者之前逃避，而恰恰是要逃避到这种存在者那儿去。操劳消失于常人，以便可以在安定的熟悉状态中滞留于世内存在者；此在就以这种方式逃避到世内存在者那儿去。沉沦着的逃入公众意见之在家状态就是在不在家（unheimlich）状态之前逃避，也就是在茫然失所之前逃避。（陈嘉映、王庆节译，2018，第239页）

按照海德格尔的勾勒，“在家”是沉沦于常人之中，“不在家”则是直面死亡，进而直面一种本真的存在状态——“在死之前畏，于是此在作为被委托给了不可逾越的可能性的此在把自己带到自己面前来了。”（同上，第316页）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死亡与 unheimlich 对应，意味着突破那个让我们舒适的、沉沦的家（Heim）的状态。这当然也符合 unheimlich 的本义，毕竟死亡是与畏（Angst）相关的恐怖之事。

但是，通过将肉体之死和本真之死分离，并且剥夺前者与死亡的对应关系，尸体突然就变得不再恐怖了，不再 unheimlich 了。常识意义上的死亡至此被划分为双重含义，一种是 heimlich 的肉体之死，另一种是 unheimlich 的本真之死。肉体之死是伯爵最熟悉不过的东西，是在家状态——“鸟城”充斥着标本，尸体才是他的家人。所以，由良伯爵从未觉得在连环杀人案中不断回归的尸体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本应隐藏的东西”，家人在家中出现，这不是在正常不过了吗？正是这个意义上，从常识的眼光来看，伯爵实际上把死亡和家庭划上了等号；而站在伯爵的视角，母亲/妻子作为尸体回归不是被压抑者的回归，而是理应存在者的回归。这样一来，原本被用来刻画恐怖之物的回归结构也就被扭曲为了在家之物的结构。结果，“死亡成了进入家庭的仪式。”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似乎能读出几分对《存在与时间》的不满，因为海德格尔同样区分了“生理学意义上的死亡”和“存在论意义上的死亡”，并顺理成章地强调后者更为根本。事实证明，这种区分一旦被创伤体验极端化，对本真之死的重视反而会扭曲肉体之死的意义，消除它的恐怖感，甚至造就一连串荒诞的杀人事件。

在《阴摩罗鬼之瑕》的开头，关口偶然遇到了横沟正史。老前辈向关口大倒苦水，说几日前由良伯爵前来拜访，并询问横沟为什么侦探小说要描写杀人，“他啊，说他就是不懂杀人还是被杀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的确，推理小说常见的开头，不就是被害人横尸于密室之中吗？对于不理解肉体之死的伯爵来说，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值得我们震悚的应该是本真之死才对。由此，京极夏彦暗示，推理小说展示的绝非哲学家关心的本真之死，不理解肉体之死的意义与悲剧就无法理解推理小说。

笠井洁与德法现象学

我们真的能拥有“存在论意义上的死亡”吗？直面死亡能向我们揭示存在的本真含义吗？侦探小说所呈现的死亡是本真的还是非本真的？笠井洁在《哲学家的密室》中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他看来，且不论我们是否能遭遇本真的死亡，推理小说的目标必然是呈现这种本真之死。

我认为，大战期间的推理小说与哈尔巴赫哲学或许本属同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超过几百万，是一场人类前所未见、组织化及机械化效率高得可怕的杀戮战争。这种大量死亡的事实让面对它的人不寒而栗，哈尔巴赫死亡哲学则是为了逃避尸山诡异气息而捏造的产物。至于二十世纪的推理小说，不也和哈尔巴赫哲学一样，同样是经历过“一战”的时代精神的产物吗？哈尔巴赫给死亡戴上了华丽严肃的王冠，推理小说则努力复兴被选择之死，从而使自己有别于琐碎凡庸的大量死亡。二十世纪推理小说的被害人与“一战”中成山的无名死者呈两个极端，是被两股势力选中的特权死者。虚构的凶手想出精妙诡计来完成杀人计划，虚构的侦探则以完美逻辑为武器追查凶手，他们的立场虽然完全相反，却都在努力为被害人之死戴上神圣的光环。（《哲学家的密室（下）》，杜星宇译，2022年）

笠井洁在1979年以《再见，天使！》出道，拿下了当年的「角川小说奖」（虽然几年后这个奖就没了）。接近二十年后，他的评论文章《本格推理的现在》（『本格ミステリの現在』，1997）斩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同年获奖的还有前文引用过的风间贤二。直到2003年，他才终于以《俄狄浦斯症候群》夺得第三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这一重量级奖项。笠井洁创作的“矢吹驱系列”或许没有京极夏彦的作品两极分化那么严重，因为不喜欢的明显多一些。每部作品都要把一两个哲学家整到案子里来，在推进案件的过程中隔几页就要介绍哲学理论，还指挥侦探矢吹驱和哲学家进行脑死亡对话。聊得顺利倒还好，万一没把握好度，那当然会被哲学爱好者骂成民哲，被不喜欢哲学的人说成故作高深。

幸运的是，《哲学家的密室》还算是一部有趣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二战后，著名哲学家马丁·哈尔巴赫前来巴黎讲学。与此同时，前考夫卡集中营长赫尔曼·胡登堡离奇死于犹太商业大亨弗朗索瓦·达索的家中，他的尸体外环绕着神秘的三重密室。在与哈尔巴赫的高徒伊曼努尔·加德纳斯等人交谈之后，矢吹驱得知这位胡登堡也是哈尔巴赫的学生，加德纳斯曾被关在他管辖的集中营里。在这个集中营里，加德纳斯还遇见了另外两个老同学，其一是只剩空壳的汉娜·古登堡，其二是来监视胡登堡的党卫军上校海因里希·威尔纳，但这两人似乎并不知道对方也在考夫卡。在此之前，汉娜和威尔纳曾有一个孩子——而他已经死在了毒气室。据说，在三十年前集中营被苏军占领前的雪夜里，同样出现了一个三重密室，死者是被当作情妇囚禁在集中营后山小屋的汉娜，而跟踪胡登堡前往小屋的威尔纳上校也在那一夜之后销声匿迹。矢吹驱认为，解决这两起案件的关键就在哈尔巴赫身上。然而，在他跟踪哈尔巴赫时，却发现加德纳斯和哈尔巴赫一同来到了达索家，随后，来自德国的大师坠楼身亡。

很明显，哈尔巴赫指的是海德格尔，加德纳斯是列维纳斯，笠井洁试图通过密室杀人这一主题，呈现两位哲学家对死亡的不同理解。本文不会关注矢吹驱如何破解前后两个三重密室，而是专注于讨论笠井洁对密室杀人类型的划分，并呈现这一划分如何反映了不同的死亡观念，又如何影响了故事中人物的命运。

两种密室与两种死亡

特权之死与齐格飞的密室

在探讨密室的范畴学之前，笠井洁建议我们先考察密室的本质。从历史上看，密室是和近代自我一同诞生的，因为上锁的房间的普及其实是近代的产物。矢吹驱说：

“密室，上锁的房间——可别忘了，它其实是历史的产物。在近代，也就是两百多年前的巴黎，独自住在上锁房间里的人是例外中的例外。有这种财力的都是王公贵族，生活里有一大群用人，至于没钱的下级民众，则是一家人一起挤在狭窄的房间里。有一种东西与属于自己的、可以从内侧上锁的房间一前一后地产生，那就是近代的我、近代人的自我。虽从母亲胎内诞生，懂事起就处在家族庇护之下，却成了独立自存完美主体的我。······将与自己有关的各种东西视为自我决定对象的人类，是无神时代的孤独人类。对他们来说，家庭、共同体规范和神话都不可能再在最深处规定自我。”

不用多说，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到笛卡尔。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笛卡尔的时代和密室杀人的时代太过遥远了。推理小说和密室杀人都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产物，凶手杀死远离家乡的独居者，将现场伪造成密室摆脱嫌疑，随即沉入茫茫人海不知去向，这是17世纪之后才有的故事。因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刻画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可能更接近于这个形象。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17世纪末的产物（参考曼弗雷德·里德尔，《在传统与革命之间：黑格尔法哲学研究》，2020），脱离了家庭，凭借自身的能力与技术进入市场的个体第一次切身地感受到某种自由。（《法哲学原理》，§175）虽然他们实际上仍然内在于市场、政治和风俗之中并深受影响，但市民/工人却对此没太多意识。他们坚信，独属于自身的劳动力，以及通过劳动创造的对象/价值才是人的本质，这是18世纪对自我规定的全新理解。类似的，本雅明也提到，19世纪的城市发展导致了个体对自己的私人居所的重视，或者说，对私人居所的私人性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装饰艺术的兴起，以及日常生活用具的精致化和工业化，因此，“日常用品的痕迹被模仿出来。考察这类痕迹的侦探小说应运而生。《家具的哲学》和他的侦探小说一样，表明了爱伦· 坡是第一位居室的相士。首批侦探小说中的罪犯既不是君子，也不是无赖，而是中产阶级的普通市民。”（《巴黎，19世纪的首都》）

在这个语境下，又该如何理解密室杀人呢？很明显，密室杀人与自杀息息相关，凶手制造密室当然是为了营造自杀的假象。借助海德格尔哲学，矢吹驱指出，自杀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极端化表现。关键在于，某人的死亡是真正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不可能通过他人了解什么是死亡，他人也不可能夺走我们的死亡——死亡是自我的“特权”。（「只要死亡“存在”，它依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进一步说，只有死到临头之际，人才会尤其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只有通过独属于我的死亡，才能找到其它真正属于我的东西。（「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操劳操持而是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面前」）所以，为了实现彻底的自我规定/自我理解，人必须占有死亡，必须持续不断地面对死亡，这种极端的自我决定的意志最终表现为自杀——永久地停留于死亡之中。然而，这种占有毕竟无法实现，因为死了之后就一无所有了，当然也就无所谓自我规定。（「此在这种能在逾越不过死亡这种可能性。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个时候，密室出场了。为了持续占有无法被占有的死亡，自杀者将自己尝试超越死亡的那一刻制成标本，封存在“自己的房间”。这间密室也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博物馆，向他人展示最本真的自我。这是密室自杀的情况。那么密室杀人呢？在矢吹驱看来，伪造他人的自杀现场，目的同样是占有自己的死亡。毕竟，根据古老的代偿原则，在杀人之后，犯人自己也必然面对死亡的威胁。为了超越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伪造自杀的情景逃脱罪责，封存于密室的伪造之死成了罪犯占有自身之死的象征。

综上所述，矢吹驱将密室杀人理解为：“对死亡可能性的隐藏（注：或超越），对特权之死的人为封存。”加德纳斯准确地将这种形态的密室称为「齐格飞式」。德国传说中的大英雄齐格飞杀死恶龙法夫纳后，由于沐浴龙血而刀枪不入，但由于当时肩膀上有一片叶子，所以有一小块地方没有沾到龙血，最后他也因这个弱点而死。齐格飞以英雄的姿态杀死难以战胜的恶龙，成为超越死亡之人，但他最终仍然死于那个独属于他的伤口/死亡可能性。这也是有限者尝试占有死亡的必然结局。

凡庸之死与法夫纳的密室

当加德纳斯把封存“特权之死”的密室界定为“齐格飞的密室”时，他其实在暗示还有另一种密室——「恶龙法夫纳的密室」。加德纳斯说：

“龙的死不同。恶龙象征世上的恶、腐败与暴力，在全身痉挛、大量喷血、痛苦喘息的死亡过程中死去。······比起齐格弗里德之死，人类之死岂不更像龙的死？人类本真的死不是英雄因要害遇袭后瞬间的死，而是充满痛苦、仿佛会永远持续的临终痉挛。我不惜批判哈尔巴赫也要强调，龙一样的生和死才是人类的本真状态。”

加德纳斯对哈尔巴赫的质疑是，遭遇死亡真的能让人了解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吗？集中营的经历似乎表明绝非如此。集中营里的囚犯所面对的死亡可能性让他们倍感折磨，此时，死亡不再是瞬间英勇就义，而是在生与死的边界持续徘徊和延宕。在无比漫长的痛苦中，囚犯的意志非但没有变得锐利，反而几乎完全丧失了。在集中营成为行尸走肉的人与在毒气室中批量死去的人相差无几。（「折磨带来的比死亡更强烈的痛苦，可以毁灭内在的自由。甚至那接受死亡者，也不是自由的。」）如果说密室/上锁的房间是近代的产物，那么集中营这类特殊的“上锁的房间”就是现代的标志。在军国制造的密室中，无意义的死亡开始持续堆积、批量制造，生者和死者的界限都因此混淆不清。如果说集中营里的囚犯能感受到什么东西的话，那绝对不是他们本己的生存，而是一种无人称的痛苦体验——自我在其中消亡。此时的密室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为了将这种毁灭意义的凡庸的死隐藏起来。

因为一次逃避决斗的经历，在大学时代，胡登堡就难以接受哈尔巴赫的哲学。当上考夫卡集中营长官之后，赫尔曼·胡登堡突然发现哈尔巴赫的哲学都是错的。在他手握一切权力，批量制造死亡的集中营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特权之死”。胡登堡坚信人类不过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自动机器，而死亡的恐惧只是这种趋利避害的特殊表现。面对死亡，人会崩溃会逃走，会做出那些摧毁自己尊严的事情。为了和哈尔巴赫的概念区分开来，胡登堡把这种“死”称为“消亡”，他对海因里希·威尔纳上校说：“死亡并不存在，这是国民社会主义的深远教义。”

赫尔曼·胡登堡同样迟早会“死”。这只是自己会消亡的平凡事实，消亡本身并无哈尔巴赫赋予的那种重大含义。身为人类，自然会期待消失时尽量不痛苦。尽量减轻死亡的痛苦，化死亡为单纯的消亡——这是胡登堡的崇高理想。哈尔巴赫爱好的大写之死必须回归为单纯的消亡之死，病态夸大的死亡观念必须还原于平凡的死亡事实。

在胡登堡的眼里，比雅利安还雅利安的威尔纳当然不可能懂得这个真理，因为他不知道两个颠覆性的事实。其一，他们尊敬的老师马丁·哈尔巴赫曾受胡登堡之邀访问考夫卡集中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死亡后，他感受到了恐惧。从目击集中营却又三缄其口这点看，恐怕哈尔巴赫也对自己的哲学产生了质疑。胡登堡甚至拍下了大哲学家访问集中营的照片作为纪念。其二，威尔纳的旧情人，胡登堡在学生时代自卑地倾慕过的犹太女人汉娜·古登堡，现在已经成了他的情妇。为了让儿子活下来，汉娜甘愿做了胡登堡的情妇，但胡登堡第二天就把她的孩子送进了毒气室。汉娜正是带着对孩子美好未来的信念取悦胡登堡，而这些信念在她得知孩子死讯的那一刻全部被冲垮，她成了一具虽生犹死的空壳、依凭惯性存活的肉体——现在，她连自杀都做不到！

勇敢的死、尊严的死，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因为死本就不存在。汉娜·古腾堡的存在揭示了“人类连死都无从实现”的真理。人类就算死，也只会像事物一样凡庸地消亡。在胡登堡看来，大量士兵在战场上果敢赴死，无非是错误脱离人类存在必然性或疯狂使然的产物。他如此确信，并且有证据——有个女人没有勇气也不具尊严地苟延残喘，悲惨地活成了胡登堡的美丽所有物。

汉娜之死

威尔纳早就清楚这一切。威尔纳抱着直面自己死亡的勇气，捍卫民族天命的觉悟上了战场。然后他目睹了大规模死亡，无论是德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死亡，还是在占领城镇后对苏联犹太人的大屠杀。从苏联战场回来之后，威尔纳加入了摩根法官组织的对第三帝国贪污现象的调查，于是得知了种族灭绝的真相。他做出了决断，即便叛国，也必须摧毁集中营。威尔纳再一次开始追求“特权之死”，他想用自己英雄般的有意义的死亡压倒集中营里那种令人绝望的无意义的死亡。（我们经常会有类似的期盼：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还是有英雄存在的。）

他或许认为，要保护青年时代信奉至今的哈尔巴赫死亡哲学免遭强酸腐蚀，唯一的方法就是拿出赴死的决心，朝着比战场更危险的调查活动迈进。为了平衡犹太人轮廓晦暗、堆积成山的庞大之死、模糊之死、诡异之死，就要拿出集中营“贵族”首领赫斯的死，又或者，是可能在调查途中倒下的威尔纳本人的自尊之死。

1944年，德国高层下令抹除集中营的痕迹、掩盖罪行，而前往考夫卡传达这项命令的正是海因里希·威尔纳。当他见到老同学胡登堡，并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汉娜被囚于集中营后山时，他决定利用炸弹和军械库杀光守卫，策划囚犯集体越狱。在得知威尔纳到来以及集中营行将关闭的事实后，胡登堡夜里前往后山，想要杀死汉娜，避免自己豢养犹太女人的罪行暴露。胡登堡抵达后山小屋之后，却发现汉娜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高喊着“我要去死”开枪自杀了。这个事实几乎让胡登堡崩溃，汉娜能够勇敢地选择自杀这点从根本上颠覆了他对“特权之死”的蔑视，而当他想逃离现场时，发现门从外面锁住了。

执行这一切的正是威尔纳。此前他就见过汉娜，但绝望的汉娜向他坦承自己想结束生命，但没有勇气自杀。当威尔纳表明想把她救出集中营之后，汉娜反而崩溃了，因为她已经失去了普通地活下去的能力。威尔纳对矢吹驱说：“汉娜脸上冻结的空白，让我想到了被丢在路边死都死不了的伤病士兵的暗淡表情。”这一刻，威尔纳构想了对胡登堡的复仇计划。胡登堡当然必须死，但在此之前，要摧毁他的信念。因此，威尔纳与汉娜合作伪造了一个齐格飞的密室。威尔纳杀死汉娜，让胡登堡以为她是自杀。被封存的“特权之死”宣告着伪造的人类尊严，这个冲击性的事实击毁了胡登堡，悖谬的是，存在于密室中的却是威尔纳占有“特权之死”的强烈愿望。

不管遭遇如何凄惨，就算被迫品尝屈辱，也无法选择自尊之死，这是人类的弱点。利用这弱点搭起傲慢主人地位的，则是“杀人工厂”的主人胡登堡。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考夫卡集中营营长知道，哪怕处境如同奴隶的女人，在最终极点也能发起死的抗议。······如果只是单纯地死去，汉娜未免太过凄惨。汉娜选择了尊严之死，至少要让彻底蔑视人类精神、将人类拉到和自己同等肮脏水准还自鸣得意的凡庸恶鬼看见她的抗议。为此，汉娜·古腾堡必须果断“自杀”。

威尔纳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半，那一夜的时间太过紧张，他错失了击杀胡登堡的良机。战后，威尔纳联系被他从集中营里救出的弗朗索瓦·达索，委托这位大商人寻找逃亡南美的胡登堡的下落。恰逢哈尔巴赫访问巴黎，手上有哈尔巴赫在集中营照片的胡登堡决定前往巴黎勒索哲学家，却在此之前就被扣下，最后在威尔纳的设计下死在了达索家。从胡登堡夫妇手上拿到照片的威尔纳将照片放在塔楼的屋檐上，迫使哈尔巴赫直面死亡——然而，哈尔巴赫却是为了摧毁照片、保存名誉而死，这似乎也并不是威尔纳想要的结局。归根结底，当威尔纳希望通过伪造密室来为哈尔巴赫挽尊的时候，他对“特权之死”的信赖就已经烟消云散了。曾经尊敬的老师堪称可笑的坠楼而亡，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坦陈：

“目击别动队堆起的虐杀尸山时，我心中的死亡哲学就开始崩坏了。承认崩坏的瞬间，世上所有善良、高贵、伟大的存在都会死亡。所以，我或许硬是从一目了然的现象上移开了视线。重逢之时，汉娜从头到脚都已沉入可怕的虚无深渊。就算逃出集中营，她也逃不掉发疯和死亡的命运。所以我想送给她‘自杀’，给她会在超越死亡时显现的本真自我的光辉。不过，这也是我怯懦的产物。······汉娜变得诡异得令人无法直视，我想用‘自杀'这种虚构去隐藏她的实存。虽然不堪，但我也想借此稳住开始动摇的死亡哲学。汉娜或许希望我强行救她离开集中营，和她的凄惨、恐怖、灵魂结冰的疯狂一起活下去。但我没有勇气。我当时没有那种伦理，没法把这种行为视为真正的勇气。我再也不相信英雄的决断，不相信超越死亡，不相信人会听从良心的呼唤，不相信人会觉醒为本真的自我。这些作为哈尔巴赫的启示被宣传到世间的概念无法对抗不可能性之死的堆积，反而是它的一部分。曾经，为了拯救心爱的汉娜的灵魂，我努力虚构尊严之死，甚至在集中营这片凡庸地狱的对面放上了英雄之死的决断。然而，胡登堡在悬空之死的暖昧彼岸消失了。目击哈尔巴赫从塔楼坠落时，十几岁就附在我身上的死亡观念突然崩塌。死大概什么都不是，根本不存在。

有个地方戏剧性地典型化了颠覆二十世纪世界的凡庸地狱，那就是集中营。总之，我的人生和哈尔巴赫哲学互刺一刀，已经结束。”

推理出真相之后，矢吹驱对加德纳斯教授说了本章开头的那段话。以密室杀人为主题的推理小说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呈现有名有姓的“特权之死”，犯人精心策划杀死被害人，侦探循着犯人的痕迹还原真相——在笠井洁看来，这既是一种不同于集中营的死，也是一种不同于毒气室的谋杀。在这个意义上，侦探小说成了对无意义之死的抵抗。笠井洁写道：

面对大战造成的无意义的尸山，各国普遍产生了一种冲动，即“必须重新为其赋予新的意义”。共产主义也好，法西斯也好，表现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甚至是海德格哲学，都在这样的“磁场”中攫住了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心。在战火未及本士的英美，为应对这种冲动，本格侦探小说作为补偿品被创作出来，并被广泛阅读。赋予一具尸体一个严密的逻辑。从无意义的尸山中夺回有名字的、固有的、有尊严的死——本格侦探小说正是这种反常热情的产物。罪犯欲埋葬被害者，制订续密的计划。如此这般，被害者所得到的“人性”对待远胜于在战场上近乎偶然被杀的无数死者，不是吗？进而，通过侦探“再现罪行、再次体验犯罪过程”的推理，被害者的尸体被赋予了第二层光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读者对本格推理的一种狂热的支持，正是因为本格推理小说——即使只是以虚构的方式——展现了一种对现代式匿名死亡之必然性的反抗。（转引自权田万治，《谜与恐怖的乐园》，张舟译，2018）

但是，死在密室杀人中真的死在战场上更具人性吗？精心策划一场谋杀真的比通过毒气室杀人更属于本真的决断吗？正如我们在京极夏彦的故事里看到的那样，驱使杀人的可能并非什么占有死亡的冲动、直面死亡的勇气，或许仅仅源于对死亡的无知。更何况，连威尔纳都幡然醒悟，自己虚构的密室杀人场景不过是对他者之呼召的逃避，推理小说又何必给自己套上一个伟岸的光环，假装在进行勇毅的抵抗呢？

PS：受An和YT之邀，本文用于2025/05/30《抑扬格》（Ep.12）的录制。

另：读这两本书需谨慎，因为实在太长太无聊了。如果一定要读京极夏彦，我推荐《络新妇之理》（最好）或《姑获鸟之夏》（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