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o】临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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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来？您从莫斯科来？」（Chekhov: The Three Sisters - Act I）

《三姐妹》（1901）写于Chekhov的迟暮之年，沙俄帝国的黄昏时代。新世纪的到来即便没有搅动底层人民一潭死水的生活，也似乎成为了真正变革的先兆。只是变革尚未到来，激进派们践行着各自的信条，知识分子争辩着各式各样的可能性，而大部分人依然只能等待、并且盼望。

“盼望”一词在基督教背景下充满着神学色彩，“变革”背后的暗藏的历史进步论某种程度上也是资产阶级化的积极宗教暗示。无论如何，变革成了唯一的希望，抓住变革的机会就是抓住希望。我的朋友An跟我聊过这种想法，他说：已知现在的生活是一坨屎，改变之后要么好要么坏，总不可能变两坨屎吧！僵硬逼仄的小城市里，莫斯科就是矗立在远方的灯塔，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变革的象征，全新的生活。

但说实话，二十岁出头的我们很难切身体会《三姐妹》背后的历史漩涡以及人物的无可奈何，而风雨欲来、大厦将倾也并非这个时代的主题。因此，仔细追究Chekhov本人赋予“变革”的时代意涵反而会让大部分当代青年对故事产生距离感。

而一旦我们暴力地剥去文本的历史性，某种“永恒的生活状态”似乎就隐约呈现在眼前，《三姐妹》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穿越时空的呼应似乎只能源于某种不会改变的生活常态，源于我们和三姐妹生活经验的公约数。Heidegger的信徒大概会为此欢呼——我们和她们的共鸣不正是源于无所不在、各式各样的“烦”，和没有特定对象、但却漫无边际的“畏”？二十来岁的我们和二十来岁的伊林娜不都是在冗长的等待中无力“决断”，只能深陷泥沼、即将顺势“沉沦”？

当然，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错了，舞台容易拉近观众与角色的距离，让我们下意识地忽略历史带来的差异。生活经验仅仅是现象而非本质，经验的相似性经不起细致推敲，安德烈的形象似乎在当代中年人群体中随处可见，但他婚姻和事业的悲剧与当代却出自不同的原因。说到底，生活经验的相似性只是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呈现出的类似情况而已。我们与剧中人一样期盼着各自的莫斯科，一样被锁闭于各自的老房子，就像两个醉汉在酒吧举杯痛饮，共诉衷肠，最后甚至相拥而泣，但毕竟他们所痛苦的说到底不是一件事。

不过，对于观众、至少对于我来说，情感的近似与体验的交叠已经足够了——在观看中，我的生活似乎开始与角色的生活同调：我在我们的情感中感受到强烈的幸福，我在压抑的生活中看到未来的光亮，紧接着光亮被掐断了，我的未来只剩下失败的事业、空洞的家庭和不知所云的责任，而现在我们即将分别。Chekhov在用语言思考，冗长的如诗般的台词倾诉着那些重击人心的词汇：生活、存在、未来、幸福还有分离。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如今生活的主色调。

——伊林娜小姐白鸟般的雀跃身姿不断地挑动着我体内的“生命冲动”（实话说，我不常体验到这种叔本华尼采式的感觉），她说，“我知道该如何去生活了！”这种天真又浪漫的断言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苏格拉底的色彩：你知道该如何去生活吗？Chekhov继续发问：生活与存在是不是虚无？未来会怎样？我们能够幸福吗？“临分别了，我们还能再高谈阔论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我一个答案也没有，更何况由“分别”带来的并非诘问，而只是一种苦涩、真诚而又笃定的态度罢了。生活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在即将迈入真正学术世界之前持续着无谓安宁的日常；存在的焦虑在几乎持续了一年半的毕业季中不断折磨着我的神经；我自认为未来已经确定，但毫无疑问它必将以我难以预料的方式到来；幸福则如Happiness一词本身，简单而又高贵，难以说明、不可捉摸；而分别正切切实实地摆在我们所有人眼前。

大学时代的分别，即便不是最后一次相见那往往也意味着人生最后几次相见，但在当代，分别早就淡化了一百年前那种过分沉重的色彩，沉重感暗地里被掩埋在轻盈的情绪中。Chekhov笔下的分别，意味着告别原本那些被看作是希望的东西，重新回到原本苦涩的生活，也重新期盼着弥赛亚的降临。我们的分别，如还要故作类似的姿态，那就显得太过小家子气。压迫我们的不是一潭死水的生活，而是摧毁一切的时代浪潮——它往往被认为是“进步”或“催人奋进”的。但身在这股潮流中，作为渺小个体的我们辨识不出自己的位置，看不到自己的方向，下意识相信但又难以相信自己的未来会如政客口中的“国运”般一片坦途。大学前两年，身处象牙塔的我们不需要直面滚滚而来的巨浪，而告别大学中的人事物，意味着我们终于要投身其中，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

玛莎向维尔什宁告别，既是具体的对恋人的告别，也是象征意味的对过去的激情的告别、对原本以为的未来和幸福的告别。我们的分别，幸而已经失去了具体性，“愿意相见的人终究会再见”，这在当代并非自欺欺人，而是现实情况。但是，分别的行为始终充斥着象征性；我们在与整个过去告别，有几分真情实意的不舍；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抱持着真真切切的迷茫。谁也说不准，我们将迈向什么样的生活，不过至少那是三姐妹翘首以盼的“新生活”。当然，我们比她们聪明的一点可能就在于，我们知道“新”确实不意味着“好”；而我们又和她们一样清醒：分别的时候已经到了，多余的话也不必说。

分别的这一刻，生活、存在、未来、幸福这些巨大沉重的单词汇集在一起，挤压着我们过度兴奋的神经，但它们又一同陷入缄默，暗示我们至少在此时此刻不必思考这些。过去的美好自不必多言，未来的情景也不得而知，能做的确实也只有握手、拥抱、哽咽以及衷心的祝福。

真的，“临分别了，我们还能再高谈阔论些什么呢？”

艺术和生活的关系，确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哲学话题。Heidegger说，在我们追问存在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已经处在对存在的先行理解之中了，否则也问不出这个问题；但这种理解又是模糊的、不明不白的，否则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在某些时候，艺术的确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体悟到什么是生活，存在又有何意义。因此，后期Heidegger也慷慨地称赞具有这种功能的艺术是真理（Wahrheit）“发生”的场地，“思”与“诗”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共鸣。我也相信，这样的艺术作品是真正有价值的、甚至是伟大的。

PS：今年夏天，临近毕业，我受Z同学之邀去看了她演的毕业大戏《三姐妹》，深为感动。这篇文章献给她，祝她毕业快乐。